要貨幣主權還是要貨幣穩定？
貨幣主權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力之一，它賦予了主權國家根據自身國情製訂貨幣發行政策的職責。貨幣主權理應高於一切外來因素，包括所有國際慣例和國際協議，以及外來政治壓力。貨幣主權隻應服務於本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保持貨幣穩定指的是維護本國貨幣在國際貨幣體係中的幣值穩定，以便向國內行業提供良好和平穩的經濟發展生態環境。
目前，中國的困境在於貨幣主權與貨幣穩定隻能二選一。維護人民幣的主權就會麵臨升值的後果，而追求人民幣與美元彙率的基本穩定，就會喪失貨幣主權。中國現在的政策是為了經濟發展而不得不追求貨幣穩定而放棄貨幣主權。問題的要害是，美聯儲實際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著中國的貨幣供應量。由於中國是采用強製結彙製度，美國可以通過增加對中國的貿易赤字來迫使中國央行增發基礎貨幣，而這些基礎貨幣經過商業銀行的放大，會產生若幹倍的貨幣增發效應，造成流動性泛濫，推高股市和房地產泡沫，極大地惡化中國金融生態環境。為了對衝這樣的貨幣增發，政府和央行隻能被迫增發國債和央行票據來吸納過剩的流動性，但是這又將增加政府的債務負擔，這些債務早晚是要連本帶利償還的。
這樣一種完全被動的金融戰略態勢對中國極端不利。隻要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中國就無法擺脫這樣的局麵。從根本上講，隻有推動黃金的重新貨幣化，才能給世界各國創造出一個自由、公平與和諧的金融生態環境。在劇烈動蕩的國際彙率市場情況下，世界各國付出的經濟代價實在是極端高昂和痛苦的，尤其是生產物質財富的國家更是受害深重。如果難以一步到位，也應該大力推動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
貨幣升值與金融係統“內分泌紊亂”
如果說有誰可作為貨幣劇烈升值的反麵教材的話，日本無疑是最恰當的人選了。日本的經濟長期委靡不振，固然有其內在的客觀因素，但對於美國突然發動的“金融戰爭”完全缺乏思想準備應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1941年日本發動了“偷襲珍珠港”事件，打了美國一個措不及防，而美國則在近半個世紀後的1990年回敬了日本一次“金融閃電戰”，雙方也算是扯平了。
日本《金融戰敗》的作者吉川元忠哀歎，就財富損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戰敗的後果幾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的損失相當。
日本和中國一樣，是老老實實一手一腳努力創造物質財富的典型，對於虛無縹緲的金融財富的理念向來持懷疑態度。日本的邏輯很單純，自己生產的高中端產品質優價廉，在市場競爭中幾乎所向披靡，而日本銀行業當年曾是世界級別的巨無霸，挾世界第一大外彙儲備國和第一大債權國地位而傲視天下。1985年到1990年，日本國內經濟和出口貿易空前紅火，股市、房地產連年暴漲，大批收購海外資產，日本人的自信也達到了空前程度，超過美國似乎隻有十年之遙。對於金融戰爭毫無概念的日本，和目前中國的樂觀情緒何其相似，而中國現在還遠不如當年日本的家底厚實。
忘戰必危對於昨天的日本和今天的中國具有同等深刻的意義。
從1985年的“廣場協議”簽訂時1美元兌250日元的彙率，在三個月內劇烈貶值到200日元左右，美元貶值高達20%，到1987年1美元貶值到120日元，日元在短短三年中升值了一倍，這是日本金融業最重要的外在生態環境的巨變，結果已經表明，這樣的生態巨變，足以導致“恐龍滅絕”。
美國的金融大夫們早就明白，強迫日元短時間內劇烈升值，其療效類似於強迫日本吞服大劑量的激素，後果必然是造成日本經濟出現“金融係統內分泌”嚴重紊亂。再脅迫日本保持2.5%超低利率達兩年之久，則療效更佳。果然，日本的經濟在金融內分泌失調和大劑量激素的刺激下，股市、房地產等脂肪組織迅速增生，物質生產部門與出口行業的肌肉組織嚴重萎縮，然後是經濟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壓症狀如期出現，最後導致金融係統患上了心髒病和冠心病。為了更加容易地誘發這些並發症，1987年國際銀行家們在國際清算銀行又研製出針對日本的新型特效藥-巴塞爾協議，要求從事國際業務的銀行自有資本率必須達到8%。而美國和英國率先簽署協議，然後脅迫日本和其他國家必須遵守，否則它們就無法同占據著國際金融製高點的美英銀行進行交易。日本銀行普遍存在著資本金偏低的問題，隻有依靠銀行股票高價格所產生的賬外資產才能達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