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一副主席費希爾警告，區域基金不可能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那樣，嚴格要求有關國家做出整體經濟改革以換取援助。費希爾說：“我們不認為設立一個提出不同條件的龐大基金或是長期機構，對此會有幫助。”
日本原來是亞洲基金積極的倡導者，但是不得不屈從倫敦-華爾街的壓力，日本財政部長三塚博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貫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發揮維護全球金融穩定的核心作用。亞洲國家建議組織的這個基金，將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個輔助機構。”由東京設計的新概念將是一個沒有資金的基金。根據東京的新概念，那將是一個營救性機構，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計劃地預先調動資金，援助那些受到國際投機者狙擊的貨幣。當設立亞洲基金的建議在香港舉行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年會上提出時，馬上引起美國和西方國家的警惕，他們擔心這將破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工作。
最後，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隻得表示，“我們不至於自大到認為我們有能力充當複蘇亞太區（經濟）的火車頭”，他說，盡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創的亞洲國家方麵有所貢獻，並將繼續這麼做，但把亞洲拉出經濟泥沼並非它該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總理李顯龍在談到亞洲基金時認為，若為取代國際貨幣基金的作用而成立亞洲基金將有“道德風險”。
亞洲國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難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經地義的事，卻極端不合情理地遭到倫敦-華爾街軸心的堅決反對，而日本作為區域內最大的經濟體，卻完全受製於人，缺乏領導亞洲經濟走出困境的起碼魄力和膽識，不能不令處境絕望的東南亞國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觀點，讓自己和自己的鄰居擁有在慘遭劫掠的情況下相互幫助的起碼權力，何以能產生“道德風險”？如此“有風險的道德”又是誰家的“道德”？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是把危機的實質看得比較透徹的亞洲領導人，馬哈蒂爾說：“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的錢是從哪裏來，也不知道到底是誰在進行交易，更不知道他們的背後還有誰。我們不知道他們在賺取金錢後是否支付稅務；同時，這些稅務又付給誰。我們同樣不知道是誰在他們的背後。”他認為，在目前的貨幣交易製度下，沒有人知道這些錢是否來自正當渠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錢，“因為沒有人可以過問，也無從查起”。隻要這些人向任何一個國家發動攻勢，那麼不計其數的金錢就會湧向那個國家或進行拋售活動，任何人都抵擋不了。不論是貨品市場、期貨或證券交易，都必須在正當的體製下進行，“因此，我們必須管製貨幣交易，使之透明化”。馬哈蒂爾隨即遭到西方輿論界的全麵圍剿。馬哈蒂爾尖刻的問題也許不太適合在外交場合發表，但他的的確確問出了所有亞洲人心裏的疑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