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國際銀行家基本上實現了拉丁美洲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有控製地解體”，80年代中後期，又成功地遏製了日本金融勢力的擴張。在控製住亞洲的局麵後，歐洲重新成為國際銀行家重點關注的地區，搞垮東歐和蘇聯就成為他們下一個主攻方向。
承受這一重要使命的索羅斯搖身一變成為了著名“慈善家”，在東歐和前蘇聯地區大量成立各種基金會。這些基金會都是比照他在紐約成立的“開放社會協會”的模式，倡導極端非理性的個人自由的理念。比如他資助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麵對生活在社會主義體製之下的年輕人推銷主權國家的概念是邪惡的和反“個人主義”的，經濟自由主義是萬靈藥，對社會現象的理性分析都是“專製主義”的。這個學校的主題演講往往是諸如“個人與政府”之類的內容，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國外交協會的高度稱讚。
美國著名評論家吉列斯·埃瑪瑞精確地描述了索羅斯們和他們所“慷慨”資助的國際組織的真實意圖：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義的麵紗背後，人們總是可以發現同樣一幫億萬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們所資助的各種組織，如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協會、福特基金會、美國和平協會、國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權觀察、國際大赦組織、世界危機組織等。在這些人中間，索羅斯最為顯眼，他就像一隻巨大的章魚將觸角伸向了整個東歐、東南歐、高加索地區和前蘇聯各共和國。在這些組織的配合下，（索羅斯）不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製造新聞、公共議程和公眾觀點，以控製世界和資源，推動美國製造的完美的世界統一的理想。
在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解體的過程中，索羅斯起到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在波蘭，索羅斯基金對團結工會奪取國家政權居功至偉，對新波蘭的頭三位總統有著直接影響力。
索羅斯與美聯儲前主席保羅·沃爾克、花旗銀行副總裁安諾·魯丁、哈佛教授傑弗裏·薩克斯，一同炮製了讓東歐和前蘇聯一劑斃命的“振蕩療法”。索羅斯自己是這樣總結這一療法的：
我考慮到必須展現出政治體製變化會導致經濟改善。波蘭就是一個可以嚐試的地方。我準備了一係列廣泛的經濟改革措施，它包括三個組成部分：看緊貨幣、調整結構和債務重組。我認為三個目標同時完成要好於單獨實施。我主張一種宏觀經濟的債務與股份置換。[15]
調整產業結構相當於對宏觀經濟秩序進行全麵手術，同時卻偏偏要緊縮貨幣供應，等於動大手術卻拒絕給病人輸血，最後的結局當然是經濟徹底解體，生產嚴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線下降，工業企業成片倒閉，大量工人失業，社會動蕩加劇。此時，正是國際銀行家以“債轉股”在吐血大甩賣時輕鬆收購這些國家的核心資產。
波蘭、匈牙利、俄羅斯、烏克蘭，一個接一個痛遭洗劫，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20年未能恢複元氣。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弱小到無力反抗的情況完全不同的是，前蘇聯和東歐國家擁有著強大到讓美國無法安睡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實力仍然強大的狀態下遭到有組織的瘋狂搶劫，這在人類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索羅斯這種滅人之國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的厲害之處。看來欲滅一國先亂其心確是一個行之有效的辦法。
狙擊歐洲貨幣的“危機弧形帶”
按下了葫蘆又冒起了瓢，當東歐和前蘇聯“有控製地解體”戰略目標基本達成之後，從來就被排除在權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歐洲的核心德國與法國變得不安分起來。它們在失去了蘇聯這一龐大的外來威脅之後，立刻就想要另起爐灶搞歐元，與英美金融勢力分庭抗禮。歐元一旦建立起來，勢必對美元體係的霸權產生強烈的動搖作用。倫敦-華爾街軸心與德法同盟之間的貨幣衝突日趨激烈。
問題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頓體係的解體造成了世界貨幣體係的嚴重失序。在黃金間接本位的布雷頓體係之下，世界主要國家的貨幣彙率幾乎是高度穩定的，各國貿易和財政也不存在嚴重失衡的問題，因為赤字的國家勢必流失真正的國家財富，從而使該國銀行體係信貸能力下降，自動導致緊縮和衰退，消費出現萎縮，進口勢必下降，貿易赤字消失。當人民開始儲蓄，銀行資本開始增加，生產規模擴大，貿易出現順差，社會總財富增加。這一優美的自然循環和控製係統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類社會實踐反複驗證過，嚴重的赤字根本無處藏身，貨幣風險對衝幾乎毫無必要，金融衍生工具沒有存在的條件。在黃金的製約之下，所有的國家都必須誠實和刻苦地工作來積累財富，這也就是國際銀行家厭惡黃金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