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浪認為朱女士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為她認為曹某與她發生了性關係，就應當給她錢，雖然這種要求可能不太合理，但是反映了她主觀的一種看法。
也可以把朱女士的這種要求看成一種精神上的補償，而精神補償是無價的，對不對？如果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敲詐勒索肯定是構不成了。
就好比男女朋友之間談戀愛，發生完關係後，女的向男的索要錢財，如果男的不給，女的一生氣說你不給我錢，我要告你搶奸，這種情況一般不能認定為敲詐勒索，而應當看作是男女之間的情感糾紛。
敲詐勒索的行為邏輯是這樣的，我先抓到你的把柄，然後以此為手段敲詐你，但如果反過來，先是因為別的原因問你要錢，由於你不給，才采用敲詐的手段，這兩種情況還是有區別的。
前一種是純粹的敲詐，而後一種則是暗含兩人之間有著內部的糾紛，當然，如果內部糾紛實際不存在，那還是一種純粹的敲詐。
而拿本案來說，朱女士與曹某之間是有著感情上的糾紛的，在這種情況下，認定她有敲詐勒索的故意，就有些不太合適了。
孟浪講出了這樣的觀點，公訴人就批駁說：“第一被告與第二被告事先有預謀，說要教訓曹某，這充分證明她們兩人有著敲詐勒索的故意，而不是純粹的情感糾紛。”
孟浪聽了，便又辯解道：“既然認定她們兩人要教訓曹某，那說明曹某有過錯，既然曹某有過錯，向他索要賠償有什麼不可？試想，如果第一被告不跟曹某講，我要告你搶奸，而是說因為羞愧難當，她要去跳河自殺，這算不算是一種威脅？曹某在這個時候，因為擔心第一被告真的去自殺而給了第一被告錢，第一被告算不算是敲詐勒索既遂了？敲詐勒索必須要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認定非法占有的目的，應當采取主觀說，要看當事人主觀上有沒有敲詐勒索他人的故意，在第一被告看來，曹某騷擾她這麼長時間，又跟她發生了性關係，曹某就該給她錢，男人去風流，還不想花錢，哪有這樣的好事？我是男人，也是為女人鳴不平，如果第一被告構成了敲詐勒索罪，那麼她不但失了身，破了財，還遭遇了牢獄之災，這公平嗎？明顯不公平，如果一個案子在大眾看起來都不公平，那它的判決一定是錯的，我希望法庭和公訴人都能公平地審判這個案子，恢複第一被告和第二被告的自由之身。”
孟浪把這話一說，朱女士和趙女士兩人都動容了，法官的眼睛也是一亮，這個案子在他們看來，的確有些蹊蹺，但是要想完全駁回公訴機關的指控，判朱女士和趙女士無罪，又感覺不太合適，他們也躊躇著呢。
現在孟浪把其中的道理給講了一講，他們似乎看到了一束曙光，覺得找到判案的思路了。
“從她們事先相商的情況來看，她們二人明明是有著敲詐勒索的故意的。”公訴人不甘心，又說了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