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團的正使叫做笠原長行，乃是幕府的“老中”；副使有兩位，一位叫栗本鋤雲，銜頭是“外國奉行”，一位叫栗忠順，銜頭是“軍艦奉行”。
“老中”是幕府的最高行政長官，輔助征夷大將軍處理一切政務，大致相當於中國的軍機大臣。和軍機大臣一樣，“老中”也不止一位，常設三至四名，地位最高的叫“大老”，猶如中國的軍機領班。不過，“大老”不是常設職位，安政七年，即1860年，“櫻田門之變”中，大老井伊直弼被刺死，之後幕府就沒有再任命“大老”了。
“外國奉行”即相當於“外交部長”，“軍艦奉行”即相當於“海軍部長”。
使團帶來了幕府正式請求中國出兵“助剿”的國書，以及皇準許幕府向中國提出這個請求的“敕許”；幕府指授使團簽署抵押借款協議的授權書，還有德川家茂寫給關卓凡個人的親筆信。
按照日本的幕藩體製，皇是不可以直接和外界、當然也包括外國打交道的，什麼話都得幕府和外麵去，簽了協議，再跑到京都去請皇“敕許”。
乍一看，這個“幕藩體製”，和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頗有相似之處：幕府是政府，皇是國家元首，“虛君”，“敕許”——就是簽個字，不過是履行通過法案的最後程序。
但實際上，兩者根本不是一碼事。
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君主和政府是二而為一的，政治體製是一元的，簽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義務；但“幕藩體製”是一種純粹的二元政治結構，在法理上，皇和幕府，京都和江戶，是相互獨立的，簽署法案並不是皇的法定義務。
事實上，法案沒有皇的簽署也照樣可以推行；隻是有了皇的簽署，這個法案理論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
而皇肯不肯簽署這個法案，即是皇聽不聽幕府的話，完全取決於幕府的勢力是否足夠強大。
這個“是否足夠強大”，不是相對於皇而言，“公家”——即皇和他周圍的貴族公卿，是沒有自己的武裝的，就是，“公家”勢力的絕對值，幾百年來都是不變的。
幕府的勢力消長，是相對於“幕藩體製”中的“藩”，即大名們而言的。
江戶時代的早期，幕府對大名占有壓倒性優勢，皇就很乖，將軍啥就是，完全是個橡皮圖章。江戶後期，幕府逐漸走弱，特別是進入十九世紀以來，幕府財政愈來愈困難，“掌控下”愈來愈力不從心。相反，“雄藩”們，特別是幾個外樣大名，如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卻愈來愈強大，此消彼長，皇開始不聽話了。
究其竟，不過是對於皇來，外邊有了強援，可以拿來平衡幕府的勢力；對於“雄藩”來，可以挾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權利。
比如，貝裏“黑船來航”後，永嘉七年，即1854年，日本和美國簽的《日米和親條約》，也即《神奈川條約》，根本就沒經過什麼“皇敕許”；但到了安政五年，即1858年，要簽《日米修好通商條約》的時候，眾議洶洶，幕府覺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勁兒，就跑去找皇簽字。
沒想到孝明皇鬧起了別扭，死活就是不肯簽。最後幕府沒法子，時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在沒有皇“敕許”的情況下，硬是和美國人簽了約。結果輿論嘩然，政敵借此群起攻之。井伊直弼乃興起“安政大獄”，大肆打壓反對派，也因此種下了日後“櫻田門之變”被刺殺的肇因。
所以，這個“皇敕許”，不是那麼容易拿到的。特別是第二次長州征伐，和第一次征伐長州頗有不同。第一次征伐長州，是因為長州藩進攻皇宮，地道的“亂臣賊子”，幕府討之，師出有名；這一次頗有人以為師出無名，不能算是“義師”，更何況還要向外國借兵？那不成了“裏通外國”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