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全家福》在對啟蒙敘事傳統的突破上所體現的矛盾而複雜的美學觀，也賦予了小說特殊的魅力。90年代以來，新生代作家對啟蒙敘事傳統和啟蒙價值觀的背棄是堅決而果斷的。對新生代作家來說，“反啟蒙”是建築在兩個基本支點上的，一是反倫理、反道德的解構主義立場，二是欲望合法性的證明。作為新生代作家中的一員，劉建東在《全家福》中所體現的基本敘事傾向可以說與新生代作家的“反啟蒙”原則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藝術的展開過程中，啟蒙價值觀和反啟蒙價值觀的衝突、欲望和精神情感的衝突、倫理和反倫理的衝突卻一直貫穿小說的始終，正是它們構成了小說敘事的內在緊張和內在張力。在這個問題上，劉建東所表現出的審慎、猶疑和矛盾，既是對新生代作家簡單粗暴世界觀的警惕，又使小說的思想內涵和人性內涵更渾厚、更有魅力了。小說中“父親”的癱瘓、歎息算得上是反啟蒙“拭父”傳統的繼續，他的權威的喪失正是啟蒙者命運的一種寫照。但是，在小說中，“父親”其實又並沒有失去力量，他的“飄來飄去的身影”、他的歎息都有著超現實的力量。悖論在於，當父親成了一廢物時，他反而更強大，更有力了，他成了一道陰影，任何人都逃不脫他的壓迫。而小說通過母親與人的偷情，既肯定了情欲的合法性，又解構了傳統的“聖母”形象。“母親”在“父親”病床前與楊懷昌做愛的一幕，可以說是對“母親”形象最直接的解構。但是，在對母親的反道德、反倫理的解構中，小說又對“母親”形象內含的道德價值和倫理情感持認同的態度。比如，母親對子女是充滿愛心的、對家庭是盡心盡責的，他與楊懷昌和摔跤教練的偷情也並不全根源於欲望，相反，我們從她手拿“地圖”在城市裏行走的一幕中感受到的卻是遠離欲望的浪漫、詩意和感傷。在小說中，徐琳是作為欲望的化身來寫的，但是在她的放縱和放蕩背後，在她對“藥片”的癡迷中，我們讀到的卻是一種令人心痛的純潔。另外，小說中父親對“皮鞋”的虔誠、徐靜對父親的感情、劉軍母親的崩潰、徐輝與她的大學同學的婚禮，甚至徐鐵與金銀花的愛情，都無一例外地閃爍著80年代啟蒙價值的光芒。即使“全家福”本身，在小說中也是一個矛盾的意象，作為一種反諷，作家對其的情感和態度是複雜的，對其的解構也毫無疑問隻是一種“溫柔的解構”。
此外，《全家福》雖然在情節的處理上還有不盡如人意之處，比如幾個男主人公的死亡均顯得過於匆忙和突兀，而父親的癱瘓以及劉軍母親的發瘋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但是劉建東作為一個年輕小說家在敘事上的非凡才華卻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小說以徐靜的童年視角敘述故事，以舒緩、抒情的語調展現整個家庭幾十年間的愛恨情仇，既沒有什麼外在的情節線索，也沒有貫穿的矛盾衝突，全靠對日常生活畫麵和生活細節的捕捉來結構故事，塑造人物，其難度可想而知。但劉建東在這方麵卻表現得從容不迫，遊刃有餘，頗有舉重若輕的味道。作者善於捕捉人物內心的細節，善於賦予代表性意象以豐富的人性內涵和情感內涵，也善於處理“實”和“虛”的關係，這就使得小說中那沒有大波大瀾的生活，不僅不顯平淡，反而充滿了內在的緊張。
比如“皮鞋”的意象、“藥”的意象，以及“父親”的幻象，就都發揮了很好的敘事效應。
其次，《全家福》在對啟蒙敘事傳統的突破上所體現的矛盾而複雜的美學觀，也賦予了小說特殊的魅力。90年代以來，新生代作家對啟蒙敘事傳統和啟蒙價值觀的背棄是堅決而果斷的。對新生代作家來說，“反啟蒙”是建築在兩個基本支點上的，一是反倫理、反道德的解構主義立場，二是欲望合法性的證明。作為新生代作家中的一員，劉建東在《全家福》中所體現的基本敘事傾向可以說與新生代作家的“反啟蒙”原則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藝術的展開過程中，啟蒙價值觀和反啟蒙價值觀的衝突、欲望和精神情感的衝突、倫理和反倫理的衝突卻一直貫穿小說的始終，正是它們構成了小說敘事的內在緊張和內在張力。在這個問題上，劉建東所表現出的審慎、猶疑和矛盾，既是對新生代作家簡單粗暴世界觀的警惕，又使小說的思想內涵和人性內涵更渾厚、更有魅力了。小說中“父親”的癱瘓、歎息算得上是反啟蒙“拭父”傳統的繼續，他的權威的喪失正是啟蒙者命運的一種寫照。但是，在小說中，“父親”其實又並沒有失去力量，他的“飄來飄去的身影”、他的歎息都有著超現實的力量。悖論在於，當父親成了一廢物時，他反而更強大，更有力了，他成了一道陰影，任何人都逃不脫他的壓迫。而小說通過母親與人的偷情，既肯定了情欲的合法性，又解構了傳統的“聖母”形象。“母親”在“父親”病床前與楊懷昌做愛的一幕，可以說是對“母親”形象最直接的解構。但是，在對母親的反道德、反倫理的解構中，小說又對“母親”形象內含的道德價值和倫理情感持認同的態度。比如，母親對子女是充滿愛心的、對家庭是盡心盡責的，他與楊懷昌和摔跤教練的偷情也並不全根源於欲望，相反，我們從她手拿“地圖”在城市裏行走的一幕中感受到的卻是遠離欲望的浪漫、詩意和感傷。在小說中，徐琳是作為欲望的化身來寫的，但是在她的放縱和放蕩背後，在她對“藥片”的癡迷中，我們讀到的卻是一種令人心痛的純潔。另外，小說中父親對“皮鞋”的虔誠、徐靜對父親的感情、劉軍母親的崩潰、徐輝與她的大學同學的婚禮，甚至徐鐵與金銀花的愛情，都無一例外地閃爍著80年代啟蒙價值的光芒。即使“全家福”本身，在小說中也是一個矛盾的意象，作為一種反諷，作家對其的情感和態度是複雜的，對其的解構也毫無疑問隻是一種“溫柔的解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