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小說來說，神秘既具有美學效果，同時又具有某種超越意義。對神秘的營構，對於長期為現實所累、蟄伏於現實侄格中的中國作家來說不失為一種解放與超越的手段，因為神秘保證了生活與文學之間的“距離”，也帶來了文學界對於“生活”的超越性。另一方麵，我們還應看到，神秘風格既是根植於“不可知論”，但另一方麵又似乎正代表了對於“未知”的向往與探索熱情，並不能簡單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然而，對於新潮小說來說，我們卻不能不遺憾地指出，新潮小說所營造的cc申秘感”實際上隻不過是他們敘述方式開展活動的借口，或者是敘述方式的某種階段性的副產品。“神秘”不是生存內在深度的體現，而不過是敘述人的一副麵具或臉譜。它使嚴肅的事物玄虛化，使清晰的事物模糊化，把小說改造成了暖昧不清的形象，並根本上使得神秘的哲學價值和美學價值大打折扣。不僅如此，對新潮小說來說，“神秘”風格某種意義上還成了新潮作家“反智”的借口，成了他們逃避對社會、曆史和人生進行嚴肅思考的掩體。當“神秘”成了新潮作家對於世界的唯一解釋時，不僅科學、智慧、思想、公理、常識變得可笑，而且人與世界變得一樣“不可知”，我們隻能任由迷信、宿命的氣息對人與世界的篡改。這實際上不是彰顯的新潮作家主體性的強大，而恰恰是其主體性脆弱不堪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