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真正代表新時期文學由慣性寫作向自覺寫作轉化的是尋根文學。1984年前後興起的尋根文學其直接的觸發點是“拉美文學的爆炸”。幾十年的文化封閉和文化禁錮，使中國作家普遍地有一種藝術的遲到感和文化失落感，麵對以歐美大陸為中心的燦爛輝煌的20世紀世界文學，他們在茫然失措的同時，也油然而生重建中國文化的緊迫感。這個時候，在經濟發展水平上和中國同處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文學的爆炸適時地給了中國作家以啟發和某種代償性的自信。拉美的政治、經濟結構與中國極其相似，拉美的文化之“根”遠沒有中國五千年文明那麼“深長”，既然拉美作家可以在對文化之根的尋找與挖掘中實現文學的輝煌，那麼我們就更有理由和條件實現這種輝煌了。於是，一個在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學的參照之下進行民族文化和曆史反思的文學尋根運動就應運而生了。尋根文學的主體是一批具有較高使命感和責任感的知青作家，雖說他們的理論難免理論上的稚拙和混亂之處，但他們不滿文學現狀、立足文化批判和文學建構的自信和勇氣則無疑給中國文學注人了一支強心劑。尋根文學雖然在表麵上對於西方現代派文學采取的是一種保守和後退的姿態，但我們一旦撕去籠罩在其上麵的文化和思想反思的外衣，我們會發現尋根文學已與我們經驗中的現實主義形態的文學相距甚遠，其在小說藝術形式方麵的探索和進展絲毫也不遜色於其在思想文化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尋根文學已經本質上結束了單一的寫實主義時代，揚棄了小說創作上的所謂主題性、情節性、典型性之類的規範，在小說的敘事方式和語言形式上取得了可貴的突破。這種突破概括地說至少體現在兩個層麵：其一，寫意化的語言和敘述方式。由寫實轉向寫意可以看成是尋根文學最基本的寫作策略。無論是王安憶的《小鮑莊》，還是韓少功的《爸爸爸》和阿城的《棋王》，這些小說或飄逸或反諷或凝重或幽默的語言風格都給中國讀者前所未有的閱讀體驗和審美效應。其二，隱匿和虛化的文本結構方式。尋根小說已經摒棄了經典的整一結構方式，小說中無一例外地充滿了空缺和空白。藝術線索也呈現出多重和混亂的狀態，傳統小說的明晰和直白開始為模糊、歧義甚至晦澀所替代。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尋根文學已經自覺開始了對於現實和政治慣性的偏離，當政治、文化和意識形態在現代化焦慮中徘徊時，文學以“向後轉”的方式完成了與現實、政治主潮的背離，並真正開始了對文學主體現代化的思索以及對獨立文學品格的建樹，在這裏尋根文學既顯示了其文化的自覺，又更顯示了其藝術的自覺。而後者對新時期中國文學來說，顯得尤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