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們看到重化工業不僅成為地方『政府』的選擇，也成為民營企業的選擇。比如說2003年鋼鐵投資增長幅度高達130%，汽車投資增幅也超過了70%，其中都以民營企業的投資為主——就像天辰汽車，這你不能否認吧？當然這裏麵有要素價格扭曲和環境代價沒有完全計入的影響，但即使排除要素扭曲，加入環境成本，考慮重化工業當前的極高的資本回報率，我估計大的投資方向不會有根本改變。
華夏工業發展的真正問題和前途何方？世界幾百年工業化的曆程，到現為止發達工業國加起來不過7億人口。但華夏成為‘世界工廠’，加入發達工業國行列，人口到頂峰時，一家夥就會開進去14億多，相當於當前全部發達工業國人口的兩倍。這將引發全世界資源、能源短缺等一係列問題。從國際上幾個製造業中心國家的發展曆程來看，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技術革命。我個人看好第六次產業革命將有可能是以華夏的需求為主導的革命。”
這是蕭正難得地表明他的觀點，蕭宸聽了，暫時沉默，然後道：“其實我們的觀點有相通的地方，我認為的工業要以高技術含量為標誌，而大伯你剛才也說了，華夏即便要做世界工廠，也得改進技術。所以這根本的一點是一樣的，就是技術決定發展。”
蕭正微微一笑，再次岔開話題：“近一段時間，全世界熱切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華夏的經濟發展戰略，你覺得這個戰略怎麼製定好？”
蕭宸笑了笑：“華夏的經濟發展戰略經過了一係列的變化。1953年～1978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們照搬了蘇聯的發展模式，重工業投資占工業投資的85%。1956年『毛』『主席』感覺到這種工業發展模式存問題，就提出‘農輕重’的發展戰略。但直到1979～1981年的結構調整，才使得我國的經濟結構有所改善，農業、輕工業、服務業都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改革開放後，我國多次對國民經濟結構進行調整，一直到‘九五’計劃提出要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其前提是要轉變體製，‘九五’計劃的目標建議就是實現兩個體製轉變。但從根本上來說，我國的許多製度『性』改變沒有實現，缺點就是著重於改變結果，而沒有改變原因，因而保留了很多舊體製的遺留問題，改革效果不明顯。
舊體製遺產以下幾方麵表現較為突出，剛才我已經說過一些：第一是『政府』對重要經濟資源的配置權力依然較大；第二是gdp增長仍是考核幹部的主要標準；第三是現行財稅體製仍以增值稅作為主要稅種，中央和地方實現分權和要素價格扭曲的條件下，促使地方都搞產值大、收入多的產業。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必然導致各級『政府』官員走老式工業化道路。
第十個五年計劃實際執行中有兩個問題發生了變化。一是市場作為經濟結構調整主體的基礎『性』作用有所弱化；二是結構調整的方向發生了變化，不是按照比較優勢進行調整。”
這個時候，蕭寧忽然『插』了一句嘴：“爸，小宸，我說一句。其實我老覺得，把經濟發展戰略提到國家宏觀戰略的角度，本身是否合適就是一個問題。經濟發展戰略這個概念使得我們經常希望有一部分人的認識變成支配整個國家資源配置的政策，這樣就得給『政府』相當的權力，所以『政府』部門其實喜歡用‘發展戰略’這個概念。不論我們討論的結果是優先發展什麼，隻要到了『政府』那裏，往往會扭曲為能顯示其業績的東西，原因是不能真正給『政府』設立一個好的激勵機製。『政府』的政策一定會扭曲市場資源配置，而且不同的企業之間進行歧視，導致大量的尋租行為和**現象，所以我一直覺得靠『政府』來發展這些興產業是不太可能的。市場的優點於不會讓每個人犯同樣的錯誤，而我們現是希望那些不會犯錯誤的人為國家製定產業政策，告訴我們資源應該如何配置，這是很危險的，因為不存這樣的人，一些人的錯誤會導致整個社會的錯誤。”
蕭正笑道：“我們都知道斯大林同誌當年前蘇聯發展了重工業，管當時對於反法西斯戰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來看是弊大於利，是行不通的。而華夏『共產』黨南巡同誌和你們爺爺的領導下提出了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中的基礎『性』作用。按照這個推論來說，小寧剛才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是他的觀點如果這樣直白地說很多人也接受不了。這裏麵其實有一個誰來決定發展戰略的問題。從曆史上看，有些規劃是相當好的，比如說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一個是《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一個是《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若幹問題的決定》，都是相當好的規劃。所以，華夏的體製下，國家配置資源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討論發展戰略，還是不可避免的。同時，這可能也是華夏的一個優勢，雖然我們也遇到過很多的挫折，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決策過程，隻要黨做出決策，統一思想，用黨決定的方式定下來就可以高度執行，這個政策要是對的話就不得了。”
蕭宸卻表示了對蕭寧的一定支持：“如果完全是市場化戰略控製，我覺得寧姐說的完全是正確的，但是現不是這樣，大的層麵還是應該有經濟戰略架構。但是微觀好也要多的市場化，我相信現有一定的市場化程度，企業能夠做出正確的決策。比如說嶺南浪都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問題，企業就做出了理『性』選擇。”
蕭正嗬嗬一笑，卻忽然朝葉玉靈問道：“玉靈有什麼看法？”
葉玉靈本來不打算『插』嘴，被這樣一問，隻好說：“我覺得，經濟學家們有責任幫助『政府』改變現有的經濟環境，即從官本位向商本位的轉移。曆史中可以看見，任何一個國家商本位占主導的階段，就是人們生活好的階段，gdp發展水平高的階段；凡是官本位的階段就一定是經濟發展差的階段。計劃經濟的根源是零支出預算，就是我給你一塊錢，我就少了一塊。但是市場化經濟學原理是，我給你一塊錢要拿回十塊錢。現的價格扭曲，是由於『政府』主導造成的，如果不實現『政府』從官本位商本位的轉型，就不可能實現真正市場化。”
蕭宸對此表示了謹慎的支持：“我們討論經濟發展戰略，尤其是看那些經濟學家討論經濟往往忽視經濟外體製的製約。剛才寧姐和玉靈所說的要素價格被低估，是市場價格低嗎？不是，是人為壓低的。如果說我國勞力價格低是因為有太多的勞務，那麼華夏土地如此稀缺，為什麼也這麼廉價？過去說浪都外來工十年薪資不長是由於勞動過剩，市場均衡工資就是如此。有趣的是當地『政府』與‘批判的經濟學家’都這樣說，前者這樣說是推卸責任：市場經濟就是這樣，不怪我們。而後者這樣說則是以此來否定市場化，既然遷徙自由導致勞力湧入壓低了工資，出路豈不就是限製流動、重束縛農民嗎？
而2004年民工荒有力地證明：所謂的勞工廉價並非‘市場均衡’之過，而是有非經濟的因素。我看來至少有三點：第一是所謂集體談判權的缺失。近年來華夏商會自治的步伐遠遠超過工會自治的步伐，別說外來工連非自治的工會也沒有，麵對官府、廠商與本地戶籍特權三結合的壓力，外來勞工根本不能集體談判。沒有討價還價何談‘市場均衡’？第二，現的發展階段，農業是弱勢產業，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至少前幾年，農業要比正常條件下為弱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此次稅費改革前，我國的稅收實際上是‘倒累進’的，取貧益富，農民的‘負擔率’比其他群體大。這直接導致2000年前後糧食主產區大量土地拋荒，農民被‘擠出’農業的速度反常地加快，這樣的‘勞動無限供給’不能說是純市場現象。第三，很多地方仍然歧視外來工，限入禁入的政策很厲害，因此當時農民工能進入的隻限於很少的幾個地方，這些地方的勞動自然就‘過剩’到了反常的地步。去年稅費改革了，其他地方準入了，嶺南的‘廉價勞動’馬上難以維持。
以上幾個因素都是非市場因素。現好講什麼‘『政府』失靈’、‘市場失靈’，實際上是『政府』有效的領域它‘失靈’，市場有效的領域『政府』卻‘能得很’。恰恰反過來了。比如土地問題，現很多人都說土地私有製不能搞。土地私有是不是佳選擇我也懷疑，但問題是現部分‘三農學家’說土地不能私有的理由與某些土地管理官員討厭土地私有的理由恰恰是相反的。前者說土地私有農民就會賣地，農民失地就會天下大『亂』，因此必須通過‘官有’來為農民提供土地保障。可是後者卻說土地一私有農民就不肯賣地，官員搞不成圈地運動影響招商引資經營城市等等，因此必須靠‘官有’來奪取農民的土地。我多次聽到某些官員義憤填膺地說，如果搞了土地私有他們的城市就不會發展那麼快，東方市之所以能超常發展就是因為有圈地製度。這不是扇了三農學家的耳光嗎？其實曆史上土地私有造成農民戰爭的說法十分可疑，而那些官員的說法倒表明：如果『政府』的土地政策出發點是這樣，那恰恰會由於‘土地官有’而造成土地兼並，兩極分化，甚至有可能造成農民戰爭。”
蕭正忍不住笑起來：“農民戰爭，這話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