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德國社會市場模式。這個模式的優點是：出『色』的教育和培訓，慷慨的福利國家和工資差距較小培養了社會的和諧；公司和銀行之間的密切關係助長了高投資。缺點是：權力過大的工會、高稅、過分慷慨的失業救濟和對勞動力市場及產品市場的廣泛限製導致了失業率居高不下。
後是荷蘭模式。荷蘭一度是歐洲僵化症的一個極端實例。但現一些人卻視之為歐洲其餘國家學習的一種模式。工人們接受了工資的較低增加，以換取工作崗位的增加；對兼職和臨時工作的規章放寬了；社會保險稅降低了。結果是失業率引人注目地下降——降到3。6％。荷蘭模式看來提供了一條途徑，減少失業，而又不大大削弱福利國家，也不造成報酬的巨大差異。然而，這種被當作頭條聞的低失業率所繪出的圖畫，其玫瑰『色』過於濃重；1／3的工人隻部分工作時間裏有活幹，這一比例是富裕國家當中高的；有異常多的人領取喪失勞動能力或患病救濟金，因而沒有計入失業者之中。”
“分析得不錯，但我們華夏可跟別人都不同，你覺得這些東西對我們的借鑒意義何？你又是怎麼看待我們國內的經濟模式？”蕭正的語氣波瀾不驚。
蕭宸微微一笑：“借鑒意義暫時不說，我先說我們國內的情況吧。現行的政績標準和財稅體製壓力下，許多『政府』官員把‘結構調整’理解為大量投入土地、信貸等資源，從而大搞市政建設、形象工程，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型化’，這說明我國還沒有脫離傳統的增長模式，是重走舊型工業化的道路。
舊型工業化是第一次產業革命後，由投資驅動的工業化道路，其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資本積累。我國改革開放之前，走的就是舊型工業化道路。
時到如今，長期的舊體製仍然留下了『政府』配置重要經濟資源，政績標準以gdp增長為主，財稅體製缺陷和要素價格扭曲等一係列‘遺產’，使各級官員易於回到傳統增長模式。”
“嗯，弊端哪？”蕭正的口氣聽起來，考校蕭宸的成分大一些。
蕭宸自然毫不怯場，說：“舊型工業化有七大弊端：一是揚短避長，浪費資源。改善資源配置和提高經濟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而我國資源稟賦的特點是：人力資源豐富、自然資源短缺、資本資源緊俏、生態環境脆弱，這樣的條件下集中力量發展重化工業，顯然是揚短避長，妨礙效率提高。
二是削弱技術創，延緩提高效率。由於要素價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業和加工業傾斜，壓抑了企業技術創、產品升級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
三是造成原材料、燃料資源的高度緊張。2003年我國gdp占世界4％，而資源消耗石油74％、原煤31％、鐵礦石30％、鋼材21％、氧化鋁25％、水泥40％。華夏的自然資源並不豐富，無法支撐高資源耗費的粗放增長。
四是破壞生態環境。高汙染產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我國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
五是增加就業難度。我國有大量農村富餘勞動力和城市勞動力需要城市工商業中就業，但是重化工業創造就業崗位的能力很差。
六是抑製服務業發展。由於對服務業投入不足、政策支持不夠，高附加值的服務業發展不起來，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近年來不升反降。
七是引發短期和長期的金融問題。據國家發改委統計，美德法等國gdp中用於投資的占10％～20％，我國為40％～45％。這種投資比重過大的局麵，短期內會引發投資與消費結構扭曲，造成國內終需求不足；長期會隱含金融風險。過量投資主要靠銀行信貸支撐的條件下，無效投資意味著銀行係統不良資產和金融風險的積累。”
蕭正微微坐正，問道：“對此，你覺得應該怎麼改變呢？”
蕭宸一攤手：“我覺得，當前華夏經濟應該通過三條路徑增長模式的轉變，走型工業化道路。第一，加快科學技術進步，要促進基於科學的技術經濟各領域中的運用，鼓勵技術創和產品升級。第二，加快服務業發展，『政府』要鼓勵和幫助製造業向高附加值和高盈利率的上下遊延伸，發發展現代綜合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第三，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要通過信息服務提高各行各業以及整個經濟的效率。”
蕭正把問題拉回去了一步，問：“剛才你提到重化工業問題，我想問一句，2003年我國經濟開始一輪快速增長，主要是依靠如鋼鐵、化工、重型機械等重化工業領域的大規模投資。一些人認為這種重化工業投資的經濟增長模式標誌著華夏進入了一輪經濟增長的上揚期……你的看法？”
蕭宸接過保姆遞過來的茶，道了聲謝，說道：“‘十五’計劃確定以調整結構為主線，這是很正確的，但當前的經濟體製條件下，以及現行幹部考核製度和財稅製度的壓力下，許多『政府』官員把‘結構優化’解釋為大量投入土地、信貸等資源，實現產業結構的重型化。這種認識使‘十五’計劃執行中出了不少的問題。
重化工業傾向對經濟發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響：一是妨礙了服務業的發展，服務業發展滯後導致整體經濟效率不高；第二就是煤、電、油、運的全麵緊張，資源問題日益突出；三是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日趨嚴重；第四個問題是就業狀況惡化；五是促成了經濟過熱，並使整個經濟蘊涵著金融風險。
所以我認為，工業重型化這條舊型工業化道路是沒有前途的。我們必須實現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堅決扭轉高消耗、高汙染、低產出的現狀，全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逐步構建節約型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走出一條具有華夏特『色』的節約型發展道路’。
這種型工業化的道路，首先應有別於早期工業化，也就是舊工業化道路。早期的工業化道路是靠物質資本積累，以及機器代替手工勞動來實現經濟增長的，現代經濟增長則主要靠人力資本積累和效率提高實現。我認為所謂‘型工業化’，具有兩重意義：第一重意義是相對於舊型的而言的；第二重意義是信息時代的型，就是**所講的‘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蕭正笑了一笑，所有所指地說：“近中央電視台做了一期節目叫‘華夏經驗’，訪問十幾個省的省長、書記，每位的發言都是大同小異，他們的核心思想就是發展工業，因為隻有這樣才有稅收，才能顯示地方『政府』的政績。你剛才對此做了一些個人分析，我忽然想到一點，假如我們的稅收可以征收物業稅的話，那麼地方『政府』就可以不發展工業，也有穩定的稅源。物業稅是以房價為稅基的，房價越高，收的稅就越多。那麼地方『政府』就都去提高房價，從而就有動力去改善一些與房價密切相關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那時候地方『政府』豈不是會比誰的社會治安好、誰的空氣好、誰的水好。比如說近來川都和臨安打擂台，都說自己是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因此它們就會改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上展開競爭，從而使地方的環境得到改善。照你個這個觀點，如果『政府』的工作是放這些方麵而不是去決定如何拉動生產、決定生產什麼，那麼『政府』職能的定位也就對了？”
蕭宸立刻否認：“那不同啊，都去收物業稅了，雖然炒房的人肯定要少很多，房價也可能漸趨合理，居住條件也會相應改善……可是失業率怎麼辦呢？總得社會生產力夠不夠呢？我們不能因為要住得安心舒心，就不吃飯了吧？”
蕭正笑著擺擺手：“2004年我國91％的gdp增長裏麵工業占了64％。對工業高速增長作用大的六個行業分別是電子、冶金、交通運輸設備製造、電力、化工和電氣機械行業。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重工業增長186％，大大超過了輕工業146％的增長速度，表明華夏進入了的重化工業主導的發展階段。由於重工業增長超過輕工業，重工業與輕工業的比重從98年為60：40，2000年為625：375進一步上升至2003年為64：36。
華夏的工業增長是不是到頭了，是不是可以跳過重化工業的發展？工業化有幾個指標，第一是農業，農業整個產業的比重下降到15％以下，我們現是148％；第二是農業就業的人口，要求降到20％以下，我們現是50％；第三是城市人口比重應該占總人口的60％以上，我們現是40％多一點。另外從全球製造業的分布來看，美國2003年是17111億美元，日本是9111億美元、德國是4430億美元，華夏是3825億美元，可以看出華夏的比重仍然是比較小的。我們曾測算，華夏要趕上日本大概需要20年，趕上美國大概需要40年，中間必須要有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重化工業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
再從比較優勢看。t體係下華夏大的比較優勢什麼地方？華夏的土地沒有優勢，像澳大利亞那樣做世界農場是不可能的，資本密集型也不可能，科技上其實也沒有優勢，華夏大的優勢仍然是做製造業。華夏t之後明顯的前景就是做‘世界工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