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西方國家，因為有長期的社會自治傳統和合法的反對黨存，社會是不容易走向失序的，即使出現局部的動『蕩』也很容易通過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對話而使社會歸於平靜。它們的野黨被稱為“忠誠的反對派”，就是為了防止『政府』危機演化為全麵社會危機的有效防火牆。例如，就連意大利這樣一個黑社會曾經非常猖獗的國家，其50年間，居然發生好幾十次『政府』危機，『政府』的平均壽命竟然不到一年，50年間居然產生過60屆『政府』，然而其『政府』雖然迭頻繁，但對民眾和社會生活基本沒有大的影響。其他像法國、英國、德國等也發生過頻繁的『政府』迭，國民早已習以為常，民眾的生活也基本沒有受到大的消極影響，人民該幹什麼還幹什麼。這樣的事要是發生華夏是無法想象的。華夏自古就有“三日無君，則惶惶如也”的說法，一旦『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亂』不可。
華夏沒有合法的反對派存的空間，沒有西方國家的所謂隨時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內閣”，當社會出現重大危機時，不可能有現成的替代品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維持秩序，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政府』的平穩過度和替，唯有打碎現有的國家機器，付出昂貴的代價後重建社會秩序。華夏的近代的國家製度，其實是一種沒有刹車裝置的製度，一旦破壞機製被暴力強者所啟動，終將不可挽回地走向毀滅。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站製度學派的立場，曾提出過製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一說。諾思認為，製度變遷存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製。這種機製使製度變遷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就會以後的發展中得到不斷的自我強化。諾斯說過：“曆史表明，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其現可能的選擇”。已建立的製度會千方百計地維護自身的存，選擇某種製度容易，但放棄卻很困難。這也正是無數大陸的華夏人，看不懂寶島的華夏人社會製度轉型過程中所發生的所謂“『亂』象”的根本原因。
路徑依賴有不同的方向。一種情況是某種初始製度選定以後，具有報酬遞增的效果，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其他相關製度安排向同樣方向配合，導致有利於經濟增長的進一步的製度變遷。這是一種良『性』的路徑依賴。另一個情況是某種製度演變的軌跡形成以後，初始製度的效率降低，甚至開始阻礙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的活力發揮，那些與這種製度共榮和受益於該製度的組織和個人，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則會力去維護它。此時這個社會陷入製度失效的狀態，整個社會發展則陷於停滯，這就是所謂惡『性』的路徑依賴。
如果用諾斯的“報酬遞增－路徑依賴模式”來分析華夏的政治過程，可以發現華夏的政治中同樣存著報酬遞增、自我強化和路徑依賴現象。
其實，無論中外，政治活動都是集體『性』的，都有其運行成本，隻是有的成本高，有的成本低而已。政治活動受製度的約束是經常的和強烈的，其對製度的依賴『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所導致的是個人和組織均有強化既存製度的傾向。華夏，由於政治的複雜『性』和低透明度，使得從上到下的人們對政治變革行為的後果難以預料，因之，任何掌權者製度變革預期不明的情況下，草率發起製度變遷是不明智的。正是為了避免承擔因製度變革而引發的高成本，華夏的決策階層曆來傾向於維持已有的製度，即使這種製度已經處於低效狀態，這也是他們首選的保險的抉擇。這也就是為什麼導致前蘇聯解體的莽撞的戈爾巴喬夫華夏的決策層不受推崇的原因。
蕭宸還很明白的是，華夏，政治變革之難還表現，政治過程中的觀念轉變是非常困難的。華夏人無論是高踞廟堂的達官顯貴還是行走叢林草莽中的綠林好漢，當他們關於社會、關於製度、關於道德的認識一旦形成，就很難加以改變，其原因是像華夏這樣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巨型社會，其世界觀和價值觀的重建成本非常高昂。當華夏民族這樣一個超大族群對政治、對製度的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府』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定型，誰要試圖加以改變是及其困難的。
隻要回顧華夏曆史就很容易發現，無論誰當國家的統治者，其製訂製度和政策時，總是希望限製和遏製自己的潛後繼者繼承大統後，改變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這也就是華夏的憲法序言越寫越長和無論哪個高領導人都喜歡說自己所鍾情的製度趨向100年、50年不能變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稍微有點曆史意識的政治家，他台上時總是會擔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將來掌權後，改變自己一手製定的治國方略。他就是為了保護自己曆史上的名聲，也會製度的設計上使現存的製度難以改變。所以，口頭上說說製度改革易，真正做起來其實非常難。華夏政治的這一特『性』，使得華夏的國家製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脫尤為困難。常人所謂的製度比人強，形勢比人強，要表達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華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社會成員中是極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無一不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華夏的政治競爭，自有文字記載的曆史中，我們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贏就意味著我徹底完蛋，其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政治遊戲的任何一個玩家來說，或者是全得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華夏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者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製度的自我強化。華夏政治體製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現象迄今依然是華夏曆史的常態，這是一個不爭的曆史事實。
非常不幸的是，華夏曆史上，所謂“凡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的曆史魔咒，卻是曆史的真實。要當華夏製度的變革者，非鄭南巡、蔣經國這樣的敢作敢為者，是不敢輕言政治製度的改革的。鄭老的改革且不去說，對岸的蔣經國僅僅以兩年的贖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身後受到藍綠各黨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證。然而不幸的是，華夏的曆史是不能假設的。今後，也隻能寄希望於鄭老精神的真正傳人來完成他未竟的偉大事業。
華夏有史以來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利益供給的政治實踐，使華夏的高統治者2000多年來統治著世界上族群大的一群會說話的動物，享人間奢華極樂，食髓而知味。隻要翻開華夏的曆史一看，誰都能輕易發現：任何人隻要一坐上龍床，都會毫不含糊地照他所推翻的前代帝王行事，並習慣成自然。華夏這種政治文化上的代代相襲，陳陳相因，使官出上級為特征的華夏式的官僚政治成為華夏政治文化的顯『性』基因，雖然王朝不斷替，但政治治理結構與模式卻反複克隆。所以，從本質上看，華夏曆史上發生的改朝換代的造反或革命，隻是華夏社會一種簡單的邊緣人群與中心人群的置換反應，純屬改變江山所有權的姓氏改變之舉，除了為極少數的帝王將相提供了政治遊戲的極品享受而外，對芸芸眾生究竟有何裨益？
難怪華夏的古人要發出無奈的感慨：“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裏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蕭宸甚至有時候懷疑自己，若果真有一天，自己像那些外媒胡『亂』猜測的那樣問鼎華夏，自己是不是還能如今天一般思想，願意將這個看似穩健的製度進行改革？
輕歎一聲，蕭宸幽然問道：“那麼，你們覺得彭城市委副書記由誰接任比較合適？”
此言一出，四人同時一靜，悄然對望之後，還是趙介民這個跟蕭宸為親密的老搭檔、老同學開了口：“書記，你還記得陳德嗎？”
蕭宸微微揚眉：“鹿城市委書記？老省長陳若望的兒子？”鹿城市，行政上歸屬吳城管轄，是個縣級市，地處吳城中心城區和東方市之間，經濟發達，是華夏大陸經濟實力強的縣級市，連續多年被國家統計局評為全國百強縣之首。近年鹿城還憑借雄厚的綜合實力蟬聯福布斯華夏佳縣級城市第一名。2005年鹿城地區工業產值超過4100億元(不是gdp)，按戶籍人口計算，人均gdp高於4萬美元，居全國所有城市之首，達到“東方魔都”東方市的四分之一強！
趙介民點了點頭。
蕭宸沉『吟』了一下，陳德的級別不低，鹿城由於地位重要，市委書記曆來是省委委員，由他升任彭城市委副書記，是說得過去的。而且他比餘正清履曆完美，他有重要地區一把手工作經驗。一把手的工作經驗可不比其他，那是“負責全麵工作”過的，可以說是黨務、經濟兩手都過硬，這樣的資曆是非常硬氣的，就像蕭宸當年一般。
蕭宸對這位祖籍東川江津的鹿城市委書記是比較滿意的，而且算起來他也是自己的嫡係，當初蕭宸吳城市委書記任上的時候，陳德是鹿城市長，是蕭宸調走前三個月的時候將他提拔為市委書記的，對他可謂有知遇之恩。
陳德的另外一個優勢就是年齡，他今年年僅35歲，江東甚至是整個華夏官場，都是絕對的少壯派，而蕭宸，眾所周知是喜歡提拔年輕幹部的……
“那好，我們談談明天開會的問題吧。”蕭書記看來也是從諫如流之人，很快便決定了下來……
世元2005年7月4日，星期一，月初第一個星期的例行江東省委常委工作會議金寧北京路的省委大院一號辦公樓召開。省委書記李元焯主持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