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的本身深究其原因，“逆淘汰”的機製其實深藏於人的天『性』之中。因為人『性』中，有一個人人都有的弱點，那就是都喜歡聽悅耳的好話，喜歡別人奉承和拍馬屁。而精英們往往仗著自己的才氣和清高不屑於投機鑽營，庸人們則不靠拍馬逢迎卻無以生存。這就決定了後者必然會把自己的全部才智用迎合上級，籠絡上級上。以人身依附為特點的官場格局中，做長官的十有**顯然欣賞後者的表現。這就毫無疑問為那些把才智和精力用於迎合上級，籠絡上級的平庸者們，提供了多的升遷機會。如此這般逐級淘汰的結果，必然是庸人們大獲全勝。
現實的政治生活用許多活生生的事實告訴人們，官出上級的社會，淘汰精英的過程，其實也就是日常政治生活的主要內容之一。當眾多特立獨行的精英人才被淘汰和扼殺後，整個社會則必然的逐漸走向萬馬齊喑的局麵，體製的活力和張力將慢慢地被窒息。
官出上級的製度安排加上國家壟斷了主要的利益供給，華夏的官場自古就是一個巨大的吸納同時又毀滅頂尖人才的黑洞。它不但將天下精英統統吸引到其中，而且，通過國家的暴力壟斷和文化壟斷使人才除了依附國家外沒有其他好的出路。當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著舉國的讀書人紛紛走進科場應試，就曾喜形於『色』地說過：“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廣大的知識分子一個官出上級的社會，要想出人頭地的唯一的道路便是入仕做官。
當無數的人才精英擠入仕做官這唯一的獨木橋上時，你爭我奪，爾虞我詐，甚至刺刀見紅，競爭自然殘酷絕倫。這種沒有底線的生存鬥爭中，一般隻有厚黑者勝出，而恪守崇高道德『操』守者，如果不以“外圓內方”的姿態順應官場文化和通行的潛規則，鮮有不被淘汰者。其結果是，我們總能看到，人格高尚的人往往要敗人格低下的人手裏；受教育程度高的往往要敗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手裏；說真話的人往往要敗說假話的人手裏。
這就是“逆向淘汰”或精英淘汰能華夏官場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華夏人向來有通過窩裏鬥而內耗掉自己的民族精英的老傳統，其窩裏鬥的血腥殘酷『性』與大規模地糟蹋本民族拔尖人才的現象為世所僅見。通常人們往往簡單地把它歸結為民族的劣根『性』，似乎這隻是華夏人所特有的原罪。『毛』澤東就有一句家喻戶曉的名言：“華夏有六億人口，不鬥行嗎”？為什麼窩裏鬥華夏千百年來代代不息沒有窮期，為什麼華夏人會產生“與人鬥其樂無窮”的怪異思維？
唯一的答案是“製度”使然。世界上沒有劣等的民族，隻有劣等的製度。
蕭宸經常思考一些深層次的問題。華夏曆史上一直是個農業大國。人口多，產業少，發財的機會少，大家都準饑餓線上苦巴巴地過日子，向有限的資源取生活資料。仕農工商的社會序列中，人們常說，“同行是冤家”，一個別人的成功就是自己失敗的“零和博弈”的社會，這確實是一個真理。如果一百個人中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發財或發展機會，那麼由於勞動分工多樣，他們會相安無事，彼此間還會互惠互利；而如果一百個人卻隻有一個發財或發展機會，他們就必然不得不為此赤膊上陣，大打出手。民間形象的說法就是“槽裏無食豬拱豬”。社會財富存量一定的情況下，參與分配者愈多，則競爭愈激烈，這乃是從古至今華夏社會政治鬥爭慘烈萬分，宦海官術出神入化，社會周期動『蕩』不寧，人民貧窮愚昧的根本症結之所。從這個角度看當今的國家政策取向，大家就很容易理解，舉國上下各級『政府』無一例外全都那裏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動力究竟是怎麼回事了。
人身控製和人身依附的製度『性』後果，使個人既無**的政治地位，又無**的經濟地位，即使一度獲得的物質利益也是不穩定的，隨時可國家的暴力機器麵前化為烏有，華夏曆代的開國功臣的悲劇正是根源於此。
漫長的華夏曆史上，像韓信、白起、伍子胥、文種等等，都是人們熟悉的有名的良將或謀臣，為其效忠的帝王都立下過汗馬功勞，然而，他們的結局都很悲慘，功蓋天下卻無生存的權利。這一類“功蓋天下者不賞，勇略震主者身危”的悲劇充斥於華夏曆史，與傳統的華夏社會共始終。為什麼他們都逃不脫“兔死狗烹”的悲慘命運？答案就是人身依附的製度安排使所有的人都是弱勢群體。沒有受法律保障的人身自由，沒有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權，華夏已往的曆史中，除皇帝一人之外，任何人都無法成為自由人。其實，就當代政治學的定義而言，華夏的皇帝們也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人。
即使當今華夏，人們總是抱怨知識分子缺少風骨。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說的就是華夏知識分子千年之病，千年之痛。蕭宸始終認為，歸根結蒂，導致華夏的知識分子永遠扮演這一悲劇『性』角『色』的罪魁禍首，就是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了利益供給的製度安排。
自秦始皇統一華夏之後，華夏知識分子就變成了依附**政權之上的“『毛』”。一個『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會，一個人一旦被『政府』列入黑名單，就隻能毫無反抗地任其處置。因之，這種社會，所謂士人的**人格，所謂言論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隻能是癡人說夢。
尊嚴與饑餓無法友好相處，如同冰炭不可同器。華夏傳統社會的鐵則是：主宰一個人的薪給，即可主宰其意誌。沒有**的經濟權利，就沒有**的政治權利。隻有有了穩定的經濟收入，才能有**的人格和完整的意誌。經濟上不**，靠巴結混飯吃，道德上就很難守節。而個人失去**之人格，思想聽命於雇主，不問是非，黨同伐異，則根本無法產生公民社會。
所謂“公民社會”，是一個自然演進的概念。它起源於古代希臘和羅馬，起初是指那些享有公民權的城邦公民的社會政治生活。到了公元十三、十四世紀，公民社會演變為西歐**於封建領主體製之外的商業城市文明，意味著不受封建義務和神權的桎梏的世俗的自由空間。到了文藝複興的思想啟蒙階段，西方公民社會的內涵逐漸趨於豐富，加入了政治民主、權力製衡、社會契約、思想多元等內容，成為**於國家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它以一係列**的民間組織、政黨、社團、俱樂部、沙龍、學校、教會、工會、行會、通訊、出版、聞、慈善機構等作為自身存形式。公民社會介於公民與國家這兩極之間，既是聯係公民與國家之間的紐帶，也構成了對公民個體的保護屏障，同時對皇權和『政府』形成了有效的製約。
英美等國成熟的公民社會，是建立約翰洛克的“社會國家之上”的理念之上，因而社會力量強於國家力量和『政府』的力量。作為個體的公民是現代國家中小的元素，公民社會則按照非強製、非暴力原則調節公民個體間的關係，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地組織形成若幹大的單元，從而具有個體公民所不具備的力量。成熟的公民社會不僅具備若幹個組織的有形力量，而且還因為公民個體中對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不受侵犯的信念而擁有無形的力量，並化解掉大量公民個體之間的矛盾，使之難以孕育成隻有使用暴力才能解決的社會問題。可見，一個發育成熟而完善的公民社會，不但可以有效地抵禦來自『政府』的權力對公民人權的侵犯，避免『政府』“權力無邊界”的情形出現；而且也會起到社會穩定的調節器的作用，從而也就使得潛的極權主義者的回旋餘地大為縮小乃至沒有市場。
而華夏它的有記載的曆史上，就從來沒有形成過一個**於皇權和國家及其『政府』的公民社會。有的隻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典型臣民社會。華夏的政治體製迄今為止，一直是一種缺少變化的，不允許出現內部競爭對手的鐵板一塊式的政治結構。任何一個既往的王朝或當代的曆屆『政府』，從來都不會允許批評其權威的**自治的社會組織機構產生，與此同時，它也逐漸發育出一個相對穩定的領導層，並建立了一種能適應現實的變化和吸取成敗經驗與曆史教訓的某種機製。
另外，華夏也沒有可比之於西方天主教會之類的擁有長達十幾個世紀的宗教信仰和世俗智慧的宗教組織這樣一個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組織。當華夏管理國家的上層與草根下層，有一種合理的吸納社會精英的有效機製正常發揮作用時，來自草根階層的訴求和願望就能夠通過那些科舉入仕的精英帶入高層而成為國家的政策，當這種上下聯係的有效管道被截斷後，上下必然阻隔，社會逐漸斷裂，國家走向失序則是必然的結局。
蕭宸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之前，是拿雙學位的，其中就有法律。當時他曾經研究過這個問題，他的結論是：華夏社會，曆朝曆代的『政府』麵對民眾的政治訴求和抗爭，習慣於采用政治高壓乃至暴力手段敉平社會反抗，而不是通過利益博弈的機製達成妥協。
由於華夏社會傳統上就一直缺乏製度『性』的上下溝通渠道與下層對上層發泄不滿的渠道，一旦出現下層針對上層的暴力衝突，平常高壓統治下沉默馴順的的羔羊們就變成了嗜血成『性』的暴徒，從而陷入以暴易暴的怪圈，發展到極端就隻有天下大『亂』一條路走到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