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為什麼華夏廣義貨幣的供應量會保持如此長時間的快速增長呢？蕭宸也清楚，是因為華夏經濟增長的本『性』是“三高”——高通脹驅動高成長解決高失業”。華夏經濟要走出“世界工廠”模式內的產能過剩危機，必須向內需導向轉型，而擴大內需必須加快城市化發展，因此城市化是未來30年的華夏經濟主題。這種快馬加鞭推進城市化的做法使得城市積澱已久的就業問題加惡化。為了解決失業問題，『政府』隻能通過較高的經濟增長來消化失業人口。眾所周知，華夏經濟增長的驅動器有“三駕馬車”，即投資—出口—消費。金融危機以後，出口急劇下降導致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驅動由正轉負，於是投資驅動頂替了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達到87%以上。投資驅動中，『政府』主導的投資貢獻了80%以上，而『政府』投資的資金來源80%以上來自於超額貨幣發行。把這三個數字放一起，就是一個超額貨幣驅動『政府』投資的增長模式，『政府』投資過去多年也經常是“三駕馬車”中跑頭套的。
或許有人會問，超額貨幣的去向很多，為什麼一定會流向投資市場。對此，蕭宸認為，超額貨幣注入到銀行體係後有三個主要流向：其一是流向製造業生產領域；其二是流向消費品市場；其三是流向投資品市場。製造業麵臨產能過剩的市場環境中，超額貨幣就會選擇流入消費品和投資品兩個市場，流入消費品市場會產生通貨膨脹，流入投資品市場會催生資產泡沫。『政府』發現消費品市場的通脹無疑抵消了其解決失業問題上做出的艱苦卓越的努力，或者，與其讓多數人承受通貨膨脹的威脅並擔憂失業下崗，還不如讓少數人資產泡沫的盛宴中分流超額貨幣。
因此，這種高額的貨幣發行驅動高額的『政府』投資，高額的『政府』投資驅動國民經濟的高增長，目的是要化解高失業的“四高”的經濟增長模式下，央行突然大幅度回收超額貨幣是不可能的，流出銀行體係的貨幣一旦體現為廣義貨幣2的增長就很難突然減速，經濟運行中的相關利益主體貨幣的洪流**同受益，誰也不會因為不確定的未來風險而放棄確定的現實收益。
蕭宸認為，房價之所以能夠持續上漲還於房子華夏從消費品變成了投資品。那個時候的華夏，80%的房子需求來自投資需求而非消費需求。即消費者買一套房，投資者會買四套房，這個概念跟歐美國家是完全相反的。歐美作為成熟國家，投資人買一套房，消費者買四套房，這是一個“二八定律”。
如果說房子是消費品，那它一定要符合兩個基本的標準，第一是資金回報率，即房價等於10到15年的租金；第二是房價收入比，即房價不超過25%到30%的家庭可支配收入。而現實的情況是，現租金回報是45到70年，一般的城市工薪階層一輩子的收入也不可能買到他所滿意的房子。
蕭宸還知道，把房地產定義為投資品，也是國家規定的。因為華夏的pi當中，衣食住行中的“住”是統計的房租，而不是房產價格，而美國pi當中占房產高達42%，美國人是把房產當做消費品的，所以華夏房地產的剛『性』需求不是來源於消費，而是來源於投資。因此，房地產的投資屬『性』就決定了房價的合理標準不是由本地人的收入和預期決定的，而是由80%的外來人的收入和外來人的預期決定的。
後蕭宸得出的結論是：作為投資品，城市房價的決定力量是兩個流動『性』：人口流動與貨幣流動，所以房產泡沫的破滅將發生城市化結束之時。此之前，泡沫持續的時間越長，化虛為實的比例越高，居民收入的增長越快，化險為夷的機率就越高。所以，要能夠與風險財富共舞，與資產泡沫共同成長。
但這很難，幾乎不太可能。
所以蕭宸並不因為自己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而感到輕鬆，相反，他悚然心驚。
這樣一個情況下，『政府』豈能任由尋常老百姓自生自滅？不論是引導民眾有加成熟的住房價值觀，重要的是，『政府』還必須有切實的手段讓房價不至於“毀掉一代人”！
但是，這個手段決不是事到臨頭再去調控，因為那基本上是不可能成功的。真要到了那個時候再去調控，就隻能像武俠小說裏麵某些練功走火入魔的人，要想恢複正常，除非自廢武功。
但這既不是蕭宸所希望看見的，也決不是『政府』所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