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再次強調：“我需要的是，美國『政府』需要的是……弱點，他們的弱點！別說那些沒用的廢話！”
高瘦白人朝場的七八名高層無所謂地聳聳肩：“k，先生們，那麼，我給出我們id公司的華夏社會調查權謀調查報告的初步結論之一。”
“嗯哼，很好，就是這樣，道格拉斯先生，您需要做的就是給我們結論。”那位白人高層點點頭，滿意地說道。
“先生們，我們的結論是：那次起事之後，一切文化的約束，一切內心的敬畏都從華夏人的心靈中被驅逐出境，他們不再服從鬼神，不再服從信條，不再服從人類基本的同情。一句話，不再服從任何東西。一個崩潰的心靈秩序麵前，任何看上去強大無比的製度都將被狡猾的人『性』所擊敗。華夏改革中諸多製度失效，大抵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幾位高層對望一眼，先前說話的那位白人高層微微點頭：“請繼續，道格拉斯先生。”
“事實上，人民與權力之間這種狡猾的博弈，就是80年代末之後華夏權謀的核心內容。看上去，這個統治遊戲似乎天衣無縫，80年代之後的華夏權謀實踐從經驗上對此加以證明。但稍做推理，人們就容易察覺這個遊戲賴以維持的一些一些基本條件。其中之一就是，它必須不斷地提供財富增量以滿足人民的財富欲念，用一句加通常的話來說就是它必須有能力不斷‘將餡餅做大’——這可以說是80年代末之後，華夏官民之間，各階層之間達成的惟一共識。不僅官僚階層要通過‘把蛋糕做大’來進一步發展——注意，不是維持——自己的既得利益——這也經常是華夏官僚階層為什麼經常讚成改革甚至主動推動改革的謎底，而且民眾也要通過‘把蛋糕做大’來爭取高的生活水平。不如此，統治者誘之以利的治理策略就會成為無源之水，難以為繼。幸運的是，華夏不僅做到了，而且做得相當出『色』。這個關鍵條件的滿足，實際上就是80年代末之後，華夏權謀相安無事，波瀾不驚的原因所。對於這一點，華夏的執政者是格外清醒的。也由於這種清醒，‘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及與此同義的諸如‘發展是硬道理’之類的口號，90年之後不僅被奉為執政圭臬，而且得到了權謀領袖們極其頑強的強調。如果說90年之前，‘發展’還是華夏黨人的一種執政理想或者一種追求的話，那麼90年之後，‘發展’則成為權力得以生存、遊戲得以維持的一種生死攸關的先決條件。對此，以直率著稱的華夏總理洪定邦曾經做過非常形象的詮釋。一則未經證實的故事說，1993年華夏宏觀調控開始之後不久，洪定邦視察處於困境的東北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時候，聽到一片倒彩式的‘打倒’之聲，『性』格倔強的洪定邦撂下一句狠話：‘經濟搞好了，你打也打不倒，經濟沒有搞好，你不打我也倒’。雖然這個故事的真假未經考證，但它的確反映了華夏領導人對‘發展’的極端重視。以這個角度觀察，90年代後期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趨於衰竭之後，華夏執政者不惜代價、不惜手段追求gdp高速增長的狂熱，就是一種非常容易理解的現象了。因為遊戲的主導者知道，非如此不能生存。華夏執政者那裏，發展，不再是一種出自人民的普遍價值，而是維係權力生存的一種手段。這實際上也注定了‘發展’這一概念1990年代後期的異化悲劇。我們絲毫不會懷疑的是，這個執政思維今後可能到來的顧挽瀾時代，將會得到了幾乎原封不動的繼承。所謂‘一心一意謀發展，聚精會神搞建設’，不過是用顧挽瀾的嘴再講了一次鄭南巡的話，可見其深入骨髓的程度。雖然從目前的情況看，華夏的gdp的高速增長仍然沒有停滯的跡象，但常識和經驗都告訴我們，經濟增長終究會有停滯的一天。這個時候，對於一個以利誘為條件甚至是唯一條件的治理遊戲來說，將是一個嚴峻的考驗。”
之前說話的那位白人頓時皺起眉頭：“你的意思是，我們必須等到華夏的發展動能自動衰竭，到那個時候，這個強大的對手才會自然而然地倒下——就如同蘇聯一樣？”
高瘦地道格拉斯微微笑了起來：“大致類似，但也有很大的差別。”
“那麼請講，道格拉斯先生。”
“願意效勞。”道格拉斯微笑起來，再次開始他的宏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