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籍的詩在節奏變換上輕快圓轉，讀來富有變化感，而王建的樂府詩則善於在平直樸素的敘述之後，加上一兩句看似平常的句子使意蘊加深，在不動聲色中突出主題。如他的詩歌《當窗織》：
歎息複歎息，園中有棗行人食。貧家女為富家織，翁母隔牆不得力。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草蟲促促機下啼，兩日催成一匹半。輸官上頂有零落，姑未得衣身不著。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
前麵一直在寫貧女織布辛苦，尤其是“水寒手澀絲脆斷，續來續去心腸爛”一句，讓人十分同情織布女的悲慘生活。後麵一句“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說窮苦的織布女羨慕本身淪於不幸的娼女，讓人觸目驚心，突出地呈現了貧女痛苦的心境和社會的黑暗。
真正的“新樂府”到元稹和白居易提出相關的理論後才算實現。元、白是多年的好友，他們一起倡導新樂府運動。元稹排行第九，又稱元九，元稹所作的樂府詩不如白居易的尖銳深刻與通俗流暢，但在當時頗有影響，世稱“元白”。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元稹看到李紳所作的“樂府新題”二十首，深有感觸，便選了其中特別與現實弊病有關的詩題創作了《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可以看出，元稹的樂府詩是針對現實政治而寫的，他所涉及的麵很廣，但內容龐雜，既有對安史之亂以來社會變遷的反思，對百姓疾苦的同情，也有儒家禮樂治國思想。由於這是從理念出發來寫的詩，所以在藝術上很粗糙，議論多而缺乏形象，語言也不夠簡潔生動。他此後所寫的另一些樂府詩，還顯得稍為深入，如《織婦詞》，記述了勞動婦女因為有紡織手藝反而被限製不準嫁人，不能享受人倫之樂的悲慘情景，以“羨他蟲豸解緣天，能向虛空結羅網”這樣絕望的呼號寫出了她們的痛苦心境。
不過元稹雖然提倡新樂府，但真正愛好和費心創作的卻是豔麗而淺近的小詩，其中二十字的《行宮》更是受到高度讚揚。
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
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這種小詩，在元和時風靡一時，被稱為“元和體”。後來，元稹在仕途上一帆風順，政治上日趨保守，“新樂府”詩的創作減少。後期不少的閑適詩篇大多隻是談佛言道，排遣個人情懷，表現一下自己的高雅與清曠而已。
（二）
比起元稹，白居易對新題樂府詩下的功夫要多得多，影響也大得多。一方麵，他對詩歌創作有一套係統的看法。在《與元九書》中，白居易提出自己的詩歌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強調詩歌服務於現實政治，將“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作為他作詩的最終目的，要借此幫助國君實現良善的政治秩序與社會風俗。另一方麵，他的新樂府不僅反映的社會生活麵更廣，在內容上表現得更深入，而且在語言上也形成了獨特的平易淺切、自然生動的風格。因此，在這一詩潮中，白居易無疑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不僅大量自創新題樂府詩，而且將這種詩以“新樂府”標出，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形成了一大批詩人進行新樂府寫作的繁榮局麵，詩壇上便以“新樂府運動”來形容這一盛況。
他提出這些詩學主張時，正在左拾遺官任上，這個職位名稱意味著要撿起皇上遺漏的東西，也就是指出政策決策失誤，挑皇帝的毛病。他的詩學主張與他的政治主張相匹，與其工作性質相符。在左拾遺的三年，白居易大量寫作諷喻詩，從他的正義感和政治上的進取心出發，對時政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他多次上書，反對宦官掌握兵權，指責皇帝的過失，又創作了包括《秦中吟》《新樂府》 五十首在內的大量政治諷喻詩，廣泛反映了中唐社會生活各方麵的重大問題，真實地再現了現實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難，極具批判精神。其中最出色的篇章有《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上陽白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