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天夜裏，張林閣，還有另外3個日本浪人，按照日寇的指使，攜帶匕首、繩索，穿街過巷，來到張克俠所住的東四7條8號。張林閣是活地圖，他不僅知道張克俠的家以及從什麼地方越牆最隱蔽最安全，而且還知道張克俠身邊沒有警衛，張的家裏除了他的太太就是兩個還沒有長大成人的娃兒。家賊難防嘛！
在翻牆進院之前，張林閣再次給3個浪人壯膽，說：“什麼也不用怕，進去踏開門就能抓住張克俠。”
一個張克俠可以從日寇手裏換得白花花的銀元一大堆，張林閣早就饞得流口水了！
可是張林閣和幾個浪人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翻牆入院後，就被一個壯漢發現，這漢子身強力壯，精通武術，他立即與4個歹徒展開了拚鬥，一個浪人被打傷，躺在地上直抽筋。另外3個歹徒見勢不妙，七撞八碰地拉開大門，匆匆逃卻。
這個壯漢叫路明，是傳令班的班長。
原來，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日軍對北平的共產黨地下組織展開了強烈的攻勢，時不時有黨員被殺害。在這種情況下，擔任張克俠與黨組織之間聯絡人的中共北方局聯絡部長蕭明便建議張克俠加強警衛，以防日寇的暗害。張克俠接受了這個建議，便抽調傳令班班長路明住進了自己的小院內。他的家裏從此有了警衛員。
張林閣跳進張家住宅殺人的事很快就在北平風傳開來了。正義的民眾都在譴責日軍的卑鄙、陰險行為。這是明擺著的事：地雷炸橋、入院殺人，他們就是要加害堅持抗日的29軍的高級將領。
地雷沒有炸著宋哲元，宋長歎一聲：萬幸！
歹徒沒有殺掉張克俠，宋又是長歎一聲：萬幸！
這兩個“萬幸”加在一起，也沒有把這位軍座驚醒，他仍然對“和平談判”抱著希望，他仍然忙忙碌碌地與日軍交涉。
就在他進行這一係列的“和平使者”的工作時，當然不可能不有這樣一種強烈的感覺：北平的氣氛與天津迥然不同，盧溝橋前線兩軍在對峙；北平城在戒嚴；所有的部隊都在備彈藥、挖工事準備作戰；市民們出出進進表現了極度的不安靜……
宋哲元心理很亂，情緒很躁，身體很累，他對隨員說：“把門窗都給我關上，我要睡覺！”
八
蔣介石把辦公室搬上了廬山，把一堆剪不斷、理還亂的公務帶進了別墅。
國難當頭的日子裏，蔣總裁無暇療養。
夫人宋美齡坐在丈夫對麵感歎道：
“這是休息嗎？不是！政府任何一件本來該你知道並要你最後定奪的事情，現在並不因為你上了廬山就越過你。想想看，這些日子裏，接二連三追上廬山要你決策的事，你推卸過一回嗎？”夫人不是發牢騷，而是心疼丈夫。他確實太勞累了。
對於夫人的這番感言，蔣介石聽見了，但沒有理會。稍停，他隻是說：
“該我拿主意的事，我原本就不該推卸，也不敢推卸呀！這，不難，我能做到。困難的是，我在拍板決定這些事情的時候，變得膽小了，多疑了，前怕狼後怕虎，好像腳下的每塊地上都埋有地雷。連我自己也不明白，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子？”
夫人用疑惑不解的目光打量著丈夫。但是，很快她就笑了，說：
“倭寇入侵，國難當頭，你肩上的擔子很重，這國人都知道，我看得更清楚。大家不會虧待你這份珍貴的責任感，起碼會把你對中華民族的這份良心牢記不忘的。”
蔣介石忙搖了搖頭，並伸出手擺擺，說：“個人的名利榮辱我不圖，隻要我們的國家能安然無恙地走過這個危難歲月，我比什麼都知足。好啦，咱們不談這些了，我還要批閱會文，你也該休息一會兒了。”
侍從扶宋走下。
蔣介石坐在桌前批閱一份他已經看過的文件。那如椽的大筆在他手裏遲遲不敢落下，寫不出他早就考慮成熟了的批示。無奈，最後他隻好劃了一個不很圓的圓圈。
這個夏天他在廬山，心也沉重，腦也沉重，手也沉重……時間就是這樣沉重地過著。
這時陳布雷送來了日本政府提出的那個限期交涉、最後通牒式電文，蔣介石接過立即讀了起來……
這似乎是一份讀不完，咬不碎的電文，他的眉頭緊緊地皺起來。但是，他沒歎息。日本人提出的這些苛刻的條款實在是欺人太盛。他的手顫抖得厲害，看了一條，就氣惱得不想再讀下麵的一條，可是他又不得不耐著性子看下去……
一份電文，他讀了起碼有一個小時，讀出的味兒是酸、甜、苦、辣，樣樣俱全，他的腦子裏滿是需要思考的問題，都是一些燙手的、必需立即決策的火燒眉毛的事。他深感腦汁之不夠用，局勢太亂，他無法在靜態中去處理事情。他需要幫手，不是要人家為他分擔憂愁，而是請他們聽聽他的一些想法。這個世界太嘈雜，但他又不能獨處，隻有身邊真正坐著一位知己者時，他的心似乎才可以寧靜下來。
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陳布雷。
陳布雷從1927年在南昌見蔣介石開始到1948年自殺“珣主”，跟隨蔣介石22年，他抱著蔣、蔣摟著他經曆了中國許多重大的曆史事件。期間，蔣介石的重要講話、文章大多出於他之手。可以說在蔣介石的所有秘書中，陳布雷包攬了蔣介石政治舞台上的全部重頭戲。不可否認，“士為知己者死”的封建觀念貫串他的一生，但他也有激進、革命、愛國救國的一腔熱血。
陳布雷為蔣介石所撰寫的“名篇”，大多誕生於抗戰之後。其中以《八?一三告淪陷區民眾》以及眼下即將出台的《廬山談話》和這之後發表的《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最為著名。尤其是《抗戰周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曾與張子纓的《抗戰周年紀念告友邦人士書》和郭沫若的《抗戰周年紀念告日本國民書》，一起被時人稱為抗戰前途光明象征的“三聯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