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長子梁思成學建築，二兒子梁思永學考古，三兒子梁思忠學的卻是軍事。王桂荃曾經非常風趣又得意地對別人說：“我這幾個兒子真有趣，思成蓋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裏，思永又去挖房子。”
她喜歡給孩子們講故事、說笑話，人又隨和。李蕙仙是北方望族走出的大家閨秀，規矩多，天生威嚴，對子女和下人也都要求嚴厲。這樣一比較下來，孩子們都自發地去親近王桂荃。
漸漸地，她的乖巧、溫順、勤懇贏得了家人的肯定，也贏得了梁啟超的尊敬和喜歡。她在家中開始被稱作“王姨”。
李蕙仙體弱多病，對王桂荃極其信賴，家中事務全權交給她打理。王桂荃勤學肯幹，人又非常細心。很快，她成為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個人。
1916年，梁啟超南下反抗袁世凱的帝製，在上海風聞將會有對自己的暗殺行動，為防範暗殺，他連飲食都很謹慎，並且馬上叫家人送王桂荃來上海以照顧他的生活起居。
梁啟超在給女兒梁思順的信裏說：“非王姨司我飲食不可。”並且對擔心自己安全的蔡鍔說：“惟小妾執炊……吾自行危害決不能及我。”
王桂荃雖然沒受過教育，卻非常聰慧愛學。
梁啟超是維新派的領袖人物，對於女子的社會地位也一直在奔走呼號。他是很鼓勵女子學習的。他認為女子不學則“所見極小”“於天地間之事物，一無所聞，而竭其終身之精神，以爭強弱交涉於篋筐之間”。而他也特別看重母親對子女的影響，認為女子不學，則母教難以實現，“蒙養之本，必自母教始”。
孔子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時人稱道梁氏文風“筆端常帶感情”，其實他本人也是非常平易溫和的。和這樣的人在一起，自然而然地會受到他的影響。
平時督促孩子做功課時，王桂荃也在一邊認真聽孩子讀書、看他們寫字，就這樣學會了很多字，漸漸地也能讀報寫信記賬。流亡日本時，她硬是靠著驚人的毅力學會了一口流利的東京話。家中一切對外交涉、日常事務，全都靠她出麵跑動。
她的用功沒有任何功利性質，全然是自發的。不因自己曾經的局限而氣餒，享受自己的每一點進步。她喜歡接受新鮮事物，年老後仍堅持看報紙、聽廣播來了解局勢。她愛和子女交談，也能發表自己的見解。
王桂荃前後一共為梁啟超生了六個孩子，連同李蕙仙所生，家中一共九個孩子。李蕙仙為人仗義，去日本時還帶去娘家的親戚和孩子一起照料。
王桂荃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是李蕙仙的得力助手，執行她派給的各項任務。這麼多人的日常起居，都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條。
梁啟超流亡日本十四年，開始時，家中尚有維新派的活動經費以供開銷。後來保皇派在各地投資失敗，無力再對其成員生活進行供給。龐大的家庭支出，使得梁家的生活很快陷入困境。用梁啟超的話說，可謂“日貧徹骨”，並且還欠著銀行數千元。而這時王桂荃身上的擔子更重了，精打細算，省吃節用，苦渡過難關。
梁啟超曾對女兒梁思順說，王桂荃“是我們家庭極重要的人物。她很能伺候我，分你們許多責任”。
他對她全然地放心，將家中所有的財政大權交給她管理，全心托賴。之後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涯歸國，隨著他步入政壇，梁家也漸漸寬裕。梁啟超是文人中少有的善於經營的人，他自詡財政學最為精湛，而王桂荃是他的好幫手。買債券、買保險和不動產股票，甚至海外投資。他負責賺錢，她負責管錢用錢。
後來家中最大的一筆開銷是李蕙仙的墓園的修建。這座寬闊的墓地坐落在北京西山，以供夫妻百年後合葬，花費數目不小。雖然王桂荃明知道百年之後，她仍舊是卑微無處，依舊隻能遙望著他，可她仍舊兢兢業業照顧家庭和孩子，毫無怨言。
而孩子是最能體會到一個人是不是真的對他們好的。孩子們一點都不把梁啟超的“一夫一妻”的忌諱放在眼裏，李蕙仙是“媽”，王桂荃就是他們的“娘”！
其實梁啟超的心裏何嚐沒有認可她的地位，隻是礙於麵子不能承認，但卻是默許了孩子對她的稱呼。梁思成和林徽因文定禮本也都是以王桂荃的名義寫給林徽因的母親的。
李蕙仙所生的梁思成說：“娘是一個頭腦清醒、有見地、有才能，既富於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是不尋常的女人。”
小時候有一回梁思成的考試成績不如梁思永，而李蕙仙對孩子的功課向來要求極高。那一次她氣極了，拿起雞毛撣子就去抽他。王桂荃怕孩子被打壞，忙上去護住梁思成。李蕙仙一時沒收住手，結果打在了王桂荃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