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火車至宣化，與鄧康在車站同食葡萄，取王煒日本鬥篷、軍毯各一件。從下花園奔涿鹿，經易縣過平漢路，插入清苑西，南行，共十四日到家。黃昏進家時，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門，看見我，回身抹淚。進屋後，妻子抱小兒向我，說：這就是你爹！這個孩子生下來還沒見過我。
1985年8月1日抄
一九四六年，三十三歲。在家住數日，到黃城訪王林。同到縣城，見到縣委書記張根生等。為烈士紀念塔題字並撰寫一碑文，古文形式，甚可笑。以上工作，均係王林拉去所為。
到蠡縣見梁斌，梁任縣委宣傳部長，楊崴為書記，楊誌昌為副書記，周剛為組織部長。梁願我在蠡縣下鄉，並定在劉村。劉村朱家有一女名銀花，在縣委組織部工作，後與周剛結婚。她有一妹名錫花，在村任幹部。梁認為她可以照料我。
到冀中區黨委接關係。宣傳部長閻子元係同鄉，同意我在蠡縣下鄉。在招待所遇潘之汀，攜帶愛人和孩子，路經這裏，回山東老家。他係魯藝同人，他的愛人張雲芳是延安有名的美人。潘為人彬彬謙和。
又回家一次。去蠡縣時，芒種送我一程。寒霧塞天，嚴霜結衣，仍是戰時行動情景。到滹沱河釁，始見陽光。
劉村為一大村，先到朱家，見到錫花和她爺爺、父親。錫花十七歲，額上還有胎發，頗稚嫩。說話很暢快，見的幹部多了。她父親不務正業，但外表很安靜。她爺爺則有些江湖味道，好唱昆曲。
我並沒有住在她家。村北頭有一家地主，本人同女兒早已參加抗日，在外工作。他的女人，也常到外邊住，家裏隻留一個長工看門。我住在北屋東間，實際是占據了這個宅院，那個長工幫我做飯。他叫白旦，四十多歲，盲一目，不斷流淚，他也不斷用手背去擦。看來缺個心眼，其實，人是很精細的。對主人忠心耿耿，認真看守家門。
村長常來看望，這是縣委的關照。錫花也來過幾次，很規矩懂事。附近的女孩子們，也常成群結夥的來玩。現在想起來，我也奇怪，那些年在鄉下的群眾關係，遠非目前可比。
婦救會主任，住在對門，似非正經。她婆婆很勢利眼，最初對我很巴結，日子長了，見我既不幹預村裏事務，又從不開會講話，而且走來走去，連輛自行車也沒有，對我就很冷淡了。
在這裏，我寫了《碑》、《鍾》、《藏》幾個短篇小說。
曾將妻和兩個孩子接來同住幾日，白旦甚不耐煩。在送回她們的途中，坐在大車上，天冷，妻把一雙手，插入我棉襖的口袋裏。夕陽照耀，她顯得很幸福。她臉上皮膚，已變得粗糙。戰鬥分割，八年時間，她即將四十歲了。
劉村有集，我買過白鰱魚，白旦給做，味甚佳。
楊循的村子，是隋東，離劉村數裏，我去過他家，他的原配正在炕上紡線。梁斌的村子，叫小梁莊，距離更近，他丈人家就在劉村。有一次，傳說他的原配回娘家來了，人們慫恿我去看，我沒有去。
到河間，因找楊循，住冀中導報社，識王亢之、力麥等。
此前，我在延安寫的幾個短篇，在張家口廣播，晉察冀日報轉載，並加按語。我到冀中後，冀中導報登一短訊，稱我為“名作家”，致使一些人感到“駭人所聞”。當我再去白洋澱，寫了《一別十年同口鎮》、《新安遊記》幾篇短文，因寫錯新安街道等事，土改時，聯係家庭出身，竟遭批判，定為“客裏空”的典型。消息傳至鄉裏，人們不知“客裏空”為何物，不隻加深老母對我的掛念，也加重了對家庭的鬥爭。此事之發生，一、在我之率爾操筆，缺乏調查；二、去新安時，未至縣委聯係。那裏的通訊幹事，出麵寫了這篇批判文章，並因此升任冀中導報記者。三、報紙吹噓之“名”，引起人之不平。這是寫文章的人，應該永遠記取的教訓。
我戀熟怕生，到地方好找熟人，在白洋澱即住在劉紀處。
劉過去是新世紀劇社書記，為人好交朋友，對我很熱情，當時在這一帶辦葦席合作社。進城後曾得病，但有機會還是來看我，並稱讚我在白洋澱時的“信手拈來”，使我慚愧。在同口，宿於陳喬家。
六月，在河間。父親病，立增叔來叫我。到家，父親病甚重，說是耩地傍耬，出汗受風。發燒，血尿，血痰。我到安國縣，九地委代請一醫生，也不高明，遂不起。
父親自幼學徒，勤奮謹慎，在安國縣城內一家店鋪工作，直到老年。一生所得，除買地五十畝外，在村北蓋新房一所。
場院設備：牲口棚、草棚、磨棚俱全。為子孫置下產業，死而後已。這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哲學。另，即供我讀書，願我能考上郵政局，我未能如命，父親對我是很失望的。
父親死後，我才感到我對家庭的責任。過去，我一直像母親說的，是個“大鬆心”。
我有很多舊觀念。父親死後，還想給他立個碑。寫信請陳肇寫了一篇簡樸的墓誌，其中有“弦歌不斷，卒以成名”等詞句，並同李黑到店子頭石匠家，看了一次石頭。後因土改，遂成泡影。
一九四七年，三十四歲。春，隨吳立人、孟慶山，在安平一帶檢查工作，我是記者。他二人騎馬，我騎一輛破車，像是他們的通訊員。寫短文若幹篇，發表於冀中導報副刊“平原”，即《帥府巡禮》等。
夏，隨工作團，在博野縣作土改試點，我在大西章村，住小紅家，其母寡居，其弟名小金。一家人對我甚好。我搬到別人家住時，大娘還常叫小金，給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麵餅，臘肉炒雞蛋等，小紅給我縫製花緞鋼筆套一個。工作團結束，我對這一家戀戀不舍，又單獨搬回她家住了幾天。大娘似很為難，我即離去，據說，以後大娘曾帶小金到某村找我，並帶了一雙新做的鞋，未遇而返。進城後，我到安國，曾徒步去博野訪問過一次。不知何故，大娘對我已大非昔比，勉強吃了頓飯，還是我掏錢買的菜。歸來，我寫了一篇“訪舊”，非記實也。農民在運動期間，對工作人員表示熱情，要之不得盡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組一撤，臉色有變，亦不得謂對自己有什麼惡感。後數年，因小金教書，講我寫的課文，寫信來，並寄贈大娘照片。我複信，並寄小說一冊。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難責他人。不久，“文化大革命”起，與這一家人的聯係，遂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