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我們應該通過實踐來學習傳播，還是繼續遵循這套科學邏輯來“框架”傳播學呢？我的傳播理論之一：傳播既然可以選擇性忽略、選擇性遺忘，學者和媒體便可以適時地“選擇性提醒”大家由於各種原因被埋沒或遺忘或忽略的內容。可以使用一對概念，aggregate model and situated individual，前者將作為分析對象的媒體內容和受眾作為各種指標的複合體，頗為機械；後者則將傳播者和接受者置於具體的環境中，進行描述和分析。一望而知，定量研究vs.定性研究之爭純屬偽問題，無需爭議，隻需要選擇者自行確定願意用哪種路徑抵達傳播者的內心，再追蹤其信息如何俘獲接受者的心靈。何況，一切定量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準確地定性，而定性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定性。
如此說來，任何媒體環境中，任何時代條件下，都是先有傳播行為，傳播活動，然後才有學術意義上的傳播意識以及傳播學。試問：古今中外各種關於說話和不說話的諺語、成語、格言、箴言，是否已經為諸如“沉默的螺旋”理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注釋？與其冷靜地一次次研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場景中是否有“沉默的螺旋”發揮作用，不如在合適的場合，用我們自己的傳播行動打破沉默的螺旋。這算不算是一種行動的批判？我一直無奈地看到，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反複念叨著“沉默的螺旋”“框架理論”“議程設置”等等理論，像符咒一樣讓自己的頭腦被這些框住，還總是說“人都有從眾心理，誰也逃不脫”。其實，他們有可能因此而成為自己千辛萬苦習得的傳播學主流理論的犧牲品。通過學習和研究，一代代學子學人將這些理論框架合法化，進而不再質疑這些框架是否必須、是否有益，而將它們內化為自己對於傳播學的核心知識，放棄了個人用傳播的具體行動改良現實、改善自己內心的追求與渴望。
究其根底，傳播學為了什麼？傳播又為了什麼？此一問，便將新聞學和新聞實踐也包含其中。理論來自於實踐，毋庸置疑，理論又應該反過來指導實踐，不是誤導，而是提升實踐水平。置身於有史以來人類社會的最大之變局之中，我們仿佛麵對著空前巨大複雜的“社會實驗室”，觀察和記錄前所未有的社會實踐，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齊全。對策研究應該找準問題，提出的方略應該切實可行。
麵對齊全，我們的局限在哪裏？正像每一台相機都有一個取景框，每一張漁網都可能漏掉某些魚，每一麵鏡子都隻能照出鏡中人，每一台攝影機都有濾鏡一樣的道理，通過媒體看到的是折射而非反映的社會，任何時候媒體都有占據前台優先地位的議題，再加上層層有形無形的把關人：新聞源、采寫者、內容生產規則、媒體內部規則、編輯、時限，還有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與新聞價值觀念，媒體呈現的內容，是傳播學者源源不斷的研究對象，其結論總是“各種內外因素”導致媒體的框架和受眾接受的框架各不相同。
那麼，我們應該通過實踐來學習傳播，還是繼續遵循這套科學邏輯來“框架”傳播學呢？我的傳播理論之一：傳播既然可以選擇性忽略、選擇性遺忘，學者和媒體便可以適時地“選擇性提醒”大家由於各種原因被埋沒或遺忘或忽略的內容。可以使用一對概念，aggregate model and situated individual，前者將作為分析對象的媒體內容和受眾作為各種指標的複合體，頗為機械；後者則將傳播者和接受者置於具體的環境中，進行描述和分析。一望而知，定量研究vs.定性研究之爭純屬偽問題，無需爭議，隻需要選擇者自行確定願意用哪種路徑抵達傳播者的內心，再追蹤其信息如何俘獲接受者的心靈。何況，一切定量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準確地定性，而定性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定性。
如此說來，任何媒體環境中，任何時代條件下，都是先有傳播行為，傳播活動，然後才有學術意義上的傳播意識以及傳播學。試問：古今中外各種關於說話和不說話的諺語、成語、格言、箴言，是否已經為諸如“沉默的螺旋”理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注釋？與其冷靜地一次次研究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場景中是否有“沉默的螺旋”發揮作用，不如在合適的場合，用我們自己的傳播行動打破沉默的螺旋。這算不算是一種行動的批判？我一直無奈地看到，一屆又一屆的學生反複念叨著“沉默的螺旋”“框架理論”“議程設置”等等理論，像符咒一樣讓自己的頭腦被這些框住，還總是說“人都有從眾心理，誰也逃不脫”。其實，他們有可能因此而成為自己千辛萬苦習得的傳播學主流理論的犧牲品。通過學習和研究，一代代學子學人將這些理論框架合法化，進而不再質疑這些框架是否必須、是否有益，而將它們內化為自己對於傳播學的核心知識，放棄了個人用傳播的具體行動改良現實、改善自己內心的追求與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