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春注意到了《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軍事篇中的幾份“戰報”，1946《國民黨第四十九師第七十九旅文禮部進犯如皋及其東南地區戰報》，以及1947年山東孟良崮戰役中《國民黨第一兵團在魯中蒙陰孟良崮地區狙擊解放軍遭受慘敗戰報》，驚歎那些電稿中非同尋常的文字表現力，顯示出一位有眼光的語文教師對漢語的敏感和關切。令我感慨的是他的目光沒有停留在回憶錄、人物傳記或現成的研究性著作上，他讀了民國元年九月初三《教育部公布學校儀式規程令》，發現當年學校的儀式規程簡潔而又十分注重禮節，每次活動必有學生鞠躬、教師答禮。他又在台灣旅美作家王鼎鈞先生筆下，讀到了具有現場感的記憶，豐富了有關民國學校儀式的認識。
最近這些日子我在山上閑居，山頂有湖，湖畔漫步，我常想及中國現代教育的起源，我關心的是肇始於晚清的新式教育或東西洋留學生涯如何重構了幾代人的知識世界和精神生命。張伯苓、陳獨秀、魯迅、胡適、徐誌摩、宗白華、顧頡剛、葉聖陶、錢穆、黃侃、梁漱溟、聞一多、朱東潤、陳鶴琴、金克木、季羨林、啟功、譚其驤、李長之、程千帆、吳組緗……書中所涉及的先生，已不僅是子曰詩雲的產物，不是整天陷在“為萬世開太平”這樣古老的大詞大話之中，而是融入到了建造新文明的新潮流之中。雖然各人的價值取向或有不同，但在他們身上都可以看到新的因子，就是胡適留學美國時耿耿於心的“新造因”。1916年1月11日，他寫信給女友韋蓮司，提出這個說法，認為這個國家如果缺乏必備的先決條件，政治就不可能上軌道。無論是主張君主製，還是共和製，都救不了中國。他認定，自己的職責就在於準備這些先決條件，即新造因。1月25日夜，他在寫給同鄉同學許怡蓀的信中有更進一步的論述，就是要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庶幾猶有雖亡而終存之一日耳。適以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後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於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我進一步關心這些先生學成之後，又是如何透過教育來推動這個古老民族的文明更新的。在這方麵，“九零後”這一代的胡適、葉聖陶、陶行知、晏陽初等無疑有過許多思考，並付諸了實踐，他們在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留下的痕跡抹也抹不掉。我還關心那些名聲並不顯赫，卻紮紮實實投身基礎教育，做著春風化雨工作的人。木春注意到了江蘇鎮江一個小學校長劉百川的日記，那些具體而微的細節，比如對課桌椅尺寸的關注，絕非可以忽略。小處著手，大處著眼，教育的生命正是體現在細節中。教育畢竟不是空中的事業，而是腳踏實地、得寸進寸的事業。我們不能指望天上掉餡餅，也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隻能一步一個腳印，漸進、緩進，在時間中慢慢影響世道人心。
不能觸及靈魂的教育隻是停留在教育的表麵，一個時代的教育如果孕育出了姿態各異、生龍活虎般的各樣人物，那個時代的教育就值得我們反複回望、致敬。民國雖短，而且時局板蕩，卻具備了被後世尊敬的元素。木春的這一係列筆記，不僅是對那些先生的致敬，更是對一個時代的致敬。我寫下的這些話，也同樣可以這麼看。
民國教育當然不是完美的教育，從來都有缺陷，不必說豐子愷漫畫中的那把大剪刀，那一個個模子鑄出來的人偶兒。木春的《從苦雨愁城到長堤垂柳——孫犁的小學教職生涯》一文，透過孫犁的回憶，畫出了醜態百出的小學教師群像。1933年出生的流沙河先生在《民國教師心裏苦》的回憶中，則又提供了另外一幅同樣真實的畫麵。民國教育是豐富的，也是複雜的，從來都不是一潭澄碧的清水。
2016年8月14—15日初稿，8月19日夜定稿於白馬山上白馬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