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個性校長、老師們對學生常常會表現出一種真性情，學生對他們的愛戴也是真摯的、由衷的，您認為這種真性情對形成良好的教育環境有多大作用？
傅國湧：那個時代的師生關係是非常值得我們追念的，老師對學生的欣賞、愛護是真誠的，像蔡元培、竺可楨、胡先驌這些大學校長保護學生的例子多得很。竺可楨始終相信學生都是好的，即使他不認同學生的一些思想、做法，他也從心底裏愛護自己的學生，學生有事他一定會挺身而出。杭州高級中學校長崔東伯寧願不做校長也不開除學生，黯然離開工作了14年的學校。植物學家胡先驌做中正大學校長時，曾幾次為患病而死或日機轟炸犧牲的學生而痛哭。可以為學生而落淚、為學生而痛哭的校長，對於形成良好的教育環境是根本性的，雖然他們也受製於校園外的大環境，但有他們的存在，教育就有希望，學生成長期的人格就不會扭曲。
記者：眾所周知，教育是國家的未來，離不開全民的參與和支持。書中也記述了一些在戰場上殺人如麻的軍閥對教育的恭敬態度，這是一種真性的體現還是在作秀？這與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否有一定的關聯？
傅國湧：軍閥在我們印象中通常都是臉譜化的，形象很單一，好像就是暴戾、殺戮。其實，軍閥也有許多不同的側麵。司徒雷登在北京辦燕京大學，到處籌款，給他大力支持的人中就有胡子出身的奉係軍閥首領張作霖。張作霖第一次聽了他的介紹後說：“你辦的教育事業本來是應該我們中國人自己做的。現在你做了，我十分感謝！”當場捐款五千大洋。以後，隻要他開口，張作霖總是慷慨出手。北大國文係畢業的李鼎彝曾在吉林做過校長，他對兒子李敖說，每當孔子誕辰日，張作霖都會脫下戎裝，穿著長袍馬褂，到各個學校給老師們打躬作揖，說自己是大老粗，什麼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仗各位老師，特地跑來感謝，顯示出這位顯赫一時的大軍閥尊重教育的可愛的一麵。江南的軍閥孫傳芳也給燕京大學捐過款。這種現象在軍閥中不是孤立的，四川的軍閥楊森、劉湘等人都很熱衷於辦學，並不是我們以往想象的隻喜歡混戰。
我覺得，軍閥對教育的尊重更多地出於真心而不是作秀，他們依賴暴力起家，靠暴力維持地盤，也用不著作什麼秀。在我們的古老文化中確有尊師重教的傳統，軍閥的選擇和這種傳統當然有一定關聯，他們雖然槍杆子在握，但知道敬畏文化。
記者：書中還記述了經濟學家吳敬璉、茅於軾等親曆當年教育環境者的言行，您認為當年的教育有哪些有益經驗值得借鑒？
傅國湧：吳敬璉、茅於軾當年都曾在重慶南開中學就讀。吳敬璉回憶：“我雖然隻在南開念過兩年書，但南開給予我的基本訓練方麵的影響，卻是極其深遠的。除語文、數學等功課外，從邏輯思維、語言表達，‘公民’課上關於如何開會、如何選舉、如何表決的訓練，……都使我終身受用不盡。總之，就我的親身感受而言，南開教育之所謂的‘高貴’，指的並不是生活上的奢侈和安逸，也不是目中無人和頤指氣使，而是對於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高素質要求。”
茅於軾回憶：“政府大官的子女在學校裏麵也是完全平等的，都要憑本事考進去的。……一些大官的子女當時我們也並不知道，到了畢業以後才慢慢聽別人說起。學校從不趨炎附勢，校園裏絕對沒有任何特權的氣氛。”
要說當年的教育留下了哪些值得借鑒的有益經驗，在吳敬璉、茅於軾等人的回憶中就不難找到，教育要提供的不僅是書本知識，不僅是公民教育等等，更重要的是完整的人的教育，是要讓每一個學生在一個健全的環境中自由地舒展個性，在校長、老師的個性、人格影響下健康地成長，成為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而不是隻會念書、隻會做習題的學生。
原載《科學時報》2007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