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石破天驚，蒼茫大地，一片蕭索。國人眼中的國，盡是混亂與動蕩，黎民姑且不安，心懷天下的開明之士，就更難平靜。
1937年，陳寅恪的父親離世，他匆忙回家料理完父親後事，便攜帶家眷逃離北平，輾轉至長沙，後又繼續南行，最後抵達雲南。彼時，劉文典等人亦隨陳寅恪同住。那段時日，劉文典親眼目睹了陳寅恪所遭受的一切，內心不免生出更勝往日的敬佩之情。而對陳寅恪來說，落難之時亦有劉文典之流相伴，實令其內心頗感慰藉。
更讓陳寅恪感激涕零的是，在戰事的侵擾中，劉文典一句“保存國粹要緊”，便讓身邊學生攙扶陳寅恪先走的舉動，讓他感受到了劉文典的真情與真誠。他們之間的情意，就在這生死關頭流露出來。
同為清華大學“招牌菜”的劉文典、陳寅恪，可謂“英雄惜英雄”。陳寅恪為劉文典的真誠和治學的嚴謹精神所打動，而劉文典，除了對陳寅恪淵博的學識有著“十二萬分的敬仰”，更推崇其高尚的人格。
對自身名節的看重，大抵可看成是陳氏家族一貫的血脈繼承。當年，陳三立自日軍入侵北平，絕食絕藥而死，這“不食嗟來之食”的剛烈舉動，叫人不勝讚歎。對此，陳寅恪同樣極為讚同。劉文典得知這一事情後，對陳寅恪身世和家世更為敬佩，“書香之士”已經不足以形容陳寅恪，他的家人不僅有文人的學識，且還有自古以來讀書人的傲骨。
而同為清華大學教授，且是陳寅恪同事的王國維之死，也撼動著劉文典內心對學人名節的堅守。在他看來，王國維絕非如傳言所述：或死於債務、喪子，或死於疾病、厭世，而是因名節而亡。思及此，他寫下了令後世之人景仰之句：“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僅僅王國維追之，陳寅恪追之，劉文典追之，身為新思想的接受者、繼承者、光大者的任何人，都應該追之，並將其發揚光大。陳寅恪的這種學人人格，令劉文典永生難忘。
從陳寅恪的身上，我們仿佛看到了劉文典的身影。也許正是由於二人相近的文人氣息，相近的硬骨頭，才讓彼此的友誼更深，即使在戰爭時期，也不會有絲毫損失。
得一思想之友，勝過俗人萬千。劉文典在清華大學最大的收獲之一，即是得到了陳寅恪這樣一個朋友。當然，與吳宓的相交，也一樣令其歡欣不已。大凡誌趣相投者，多成莫逆之交。劉文典就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之中“從善如流”著。
如果說，劉文典相交於胡適，首先得到了名聲，並借由此，慢慢厚積能量，那麼交上陳寅恪，則使得其性情中的“恪守之力”更甚，也許，這也是他能得“狷介”之士稱謂的又一原因吧。
陳寅恪本有機會登上社會高層，體麵地度過自己的一生，可他自身的學人氣節，卻令其絕不“苟同於世”。
1953年11月，北大曆史係副教授汪篯——陳寅恪的學生，南下去請陳寅恪，他受郭沫若、李四光之托，希望恩師能到中國科學院任職。原本他誌在必得，可不曾想，卻碰了一鼻子灰。
陳寅恪告訴他，“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
汪篯好說歹說，也不得陳寅恪點頭，而陳寅恪更拋出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第二條，請毛公（毛澤東）或劉公（劉少奇）給一允許證明書，一塊擋箭牌。”
顯然，陳寅恪直接拒絕到了根。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彼時的陳寅恪，“寧守氣節乞討，不喜半點塵世”。在這一點上，劉文典心有愧疚。當時，他已為全國政協委員。陳先生之氣節，“他終而隻習得皮毛，未及精髓”。
然而，是時的劉文典，早已褪去了往昔的稚嫩和衝動，他理智性地“癲狂”，用習來的神韻與氣質，開辟了獨屬自己的一家宗派。這其中的功勞有一些是陳寅恪的，但若讓劉文典來說，他便要說這都是陳寅恪的功勞。
人生，能夠遇到這樣一位相敬相惜的友人，當真是一大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