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被任命為第一任大總統，之後過河拆橋，以國會人員不足為由命其解散，他成為了寡頭總統，並在一段時間後稱帝。袁世凱的狼子野心終於暴露了出來，革命於他僅是一場權力的鬥爭，他眼裏從來沒有人民和民主。
革命，意之為“除舊布新”，可這不是革命的全部，而革命也從不是簡單之舉，不是澎湃的熱血和激蕩之情便可顛覆天地、扭轉乾坤。
如此，“二次革命”因袁世凱的稱帝及黨內意見紛爭，尚不及兩個月的時間便宣告失敗。幸而，袁世凱的野心昭然若揭，不久他的稱帝計劃也隨之失敗。可悲的是，這卻開啟了民國曆史的不幸。自此，本該早早建立的民主國家製度被一場鬧劇耽擱了。一個健全國家機製的時機被白白浪費，各係軍閥爭來鬥去，百姓又深陷水深火熱的困境之中。爭鬥不休的日子讓百姓們厭倦，也讓劉文典厭倦了。
文人的情懷，在那個特殊的時代，總被賦予了很多的惆悵和難抒之誌，似乎唯有如此，方顯文人的骨質。不管劉文典如何投身革命，在政治上如何為新思想之落地殫精竭慮，他也僅是一個文人，一個善良的文人，難以在複雜的政治旋渦中與那些久居者斡旋。
革命之火的暫熄，並未壓製蠢蠢欲動的革命種子。那種子，埋藏於每一個期盼迎來新世界的人士心中，慢慢生根、發芽、壯大。
隻是，有些人並不希望這種子存在，比如袁世凱。
“二次革命”雖然以失敗告終，可對袁世凱而言，絕非革命之舉的終結。他希望看到自己“登基”的那天，並希望這天永存，而能保證這一果實的唯一方法，即是繼續暗殺。
1913年，隨著二次革命的失敗，袁世凱以背景檢察廳的名義開始通緝孫中山等革命誌士。作為革命者的劉文典，亦在通緝之列。麵對眼前現實，他隻得逃跑，攜帶家人躲進英租界。這時的劉文典，與未來驕狂的劉文典判若兩人，也許正是這時的“怕”，才讓日後的他更加恣意地“猖狂”。
見到過那個驕縱的劉文典的人，怎麼會把他與眼下這個落魄的人聯係在一起？那段時日，之於劉文典而言，可稱為落難。逃到英租界的一家因走得匆忙，並沒有帶足夠的錢財，也不知在租界裏要住多久，工資也少得可憐。這可能也是劉文典第一次體會到沒錢的滋味，從小衣食無憂的他方才看清了現實。
劉文典此後多次與錢財打交道，大多都是缺錢的角色。
在英租界的一間小房子裏，劉文典一家相依為命，日子過得十分清苦，居然到了一家人每晚隻能靠一床棉絮取暖的地步。生活實在難挨時，這床棉絮也隻得進了當鋪，以換取果腹之物。
“二次革命”，對當時的百姓來說是又一次戰爭，對劉文典來說，即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最嚴峻的考驗。這考驗是生命上的，也是精神上的。劉文典的工作因此發生了變化，剛從革命中稍有脫身的他，又被卷入戰爭中，從書籍走到了硝煙腹地。
發生的這一切似乎太快，讓劉文典不得喘息之機，麵對家庭的責任，他開始猶豫自己的選擇究竟是否正確？戰火帶給人民的是生還是死？明明是為了建立民主自由的國度，明明是為了百姓，但為何怨聲載道，這是每一次革命中都必須經曆的？他多想能安心下來仔細回味，但他不能，那時的他必須早早睡去，好為第二天的果腹食物奔勞。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凱被任命為第一任大總統，之後過河拆橋，以國會人員不足為由命其解散，他成為了寡頭總統，並在一段時間後稱帝。袁世凱的狼子野心終於暴露了出來，革命於他僅是一場權力的鬥爭，他眼裏從來沒有人民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