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夜，劉文典馬上行動，找來了另兩位好友——範鴻偃、張子剛，一同商議解救之法。討論過後，三人決定請柏文蔚出山。劉文典馬上寫信給柏文蔚，敘述了事情發展的詳情，囑咐送信使者務必要把信親手交給柏文蔚。
爾時，柏文蔚已逃至南京。收到來信後，思量再三，也知道此事重大，決不能讓陳獨秀這樣優秀的革命同誌就此殞命。他不顧自己的安危，連夜坐船從南京來到陳獨秀的所在地——蕪湖。雖然危險，但也要一試。
按理說，柏文蔚與龔振鵬彼此早就有隙，互相看不順眼，劉文典欲求柏文蔚出麵講情並不可取，但事關危機，也想不了許多了，柏文蔚也是硬著頭皮上。加上兩人曾是革命同路人，憑這一層關係，龔振鵬自不能不管不顧。
其實，龔振鵬也並沒有殺陳獨秀之心，隻是當時陳獨秀言辭激烈，讓他下不來台，所以才出此下策。陳獨秀剛一入獄，四方求救之聲頓起，他也不想走在輿論的風口，更怕四處為敵，於是便做了個順水人情，放了陳獨秀。
對於陳獨秀這次被捕的原因，曆史上眾說紛紜，除與龔振鵬發生口角外，還有兩種猜測：其一，傳言龔振鵬與柏文蔚向來不和，可陳獨秀卻偏愛這位同道中人，因此遷怒陳獨秀；其二，二次革命惹怒了袁世凱，他秘密下令追捕相關人士，陳獨秀當然在其中，又正好被人發現，這才入了獄。不管事實到底是哪種，入獄倒是確有其事的。
而此次陳獨秀能毫發無損地走出監牢，劉文典當真居功至偉。也因此淵源，劉文典在陳獨秀的心中更有分量，他知道，如若沒有劉文典此番東奔西走，四處求救，自己早就與其他革命者、與家人天人兩隔了。因了這般原因，陳獨秀對劉文典既有感恩之情，又有讚譽之意，兩人的友誼也迅速升溫，不再局限於師生，而是上升到革命情誼、一同成就偉業的夥伴上來了。
經過這次事件，陳獨秀回到上海，過了一段安穩日子。他在上海潛心修學，編撰了《字義類例》一書。這是陳獨秀當時第一本學術論著，內容主要是對漢字的解析。平安度過一年之後，他的身體和心理上都有了恢複，轉而又變成了戰士。
那時的陳獨秀很窘迫，可謂身無分文，對於那段歲月，曆史上對其形容多是，“度他那窮得隻有一件汗衫，其中有無數虱子的生活”。
平靜的背後往往蘊含著危險。不久之後，陳獨秀遇到了他人生中的下一個難題，他也將再次背起行囊，漂洋過海，東渡日本。
從陳獨秀的生平來看，這之後他再也沒有到過安徽。
陳獨秀於1942年5月27日在重慶去世。蕪湖，成了他在安徽的最後一站，在離世前他也未曾回家鄉看看。自1913年8月後，陳獨秀再也沒有踏入過安徽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也許是因牢獄之災讓他頗感蒙羞，也許是安徽這個故鄉已不需要他了，他要站在更大的舞台上。
此後的陳獨秀，開始了四處奔走的生活，一生中先後四次入獄。
而劉文典呢？他自此時開啟了自己正統的革命之路。其後追隨孫中山，也是在與陳獨秀“分手”的同時，內心滋生的冷卻之意使然。但在這之前，他與陳獨秀亦是建立了相當長且深厚的政治情誼，且因這份情誼，引航出了啟迪國民之智的驚天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