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彬所以會有這個看法，我估計他的漢語言文學的認識水準不低，而欣賞水準屬於淺易的那種。不知道中國詩歌的古典傳統，也不知道中國現代詩人在新詩上做過什麼樣的努力，隻看了些當代詩人翻譯成德語的詩歌。詩，是要有韻律的，不是分成行就叫詩。新詩是舶來品，現代詩人徐誌摩、聞一多、孫大雨、戴望舒諸人，在建立新詩的音節或者說是音步上，下過很大的功夫。可惜他們的試驗還沒有取得成功，就迎來了一個“詩崩律壞”的時代，評判是詩不是詩，隻看分行就行了。他們前期的試驗全都打了水漂，不會有人再去理會。中國的詩人分行寫了，外國的翻譯家不會也這樣粗鄙，按原來的行兒翻譯。他們一定是按照作者的意思，翻譯成德文詩的形式。這樣，顧先生看到的，就是既有韻律之美，又有思想衝擊力的中國的詩歌了。於是乎，他說詩歌的情況不壞。
公允地說，中國的小說裏、詩歌裏，都有好的東西。但是大多數，說是垃圾有點過的話，像舒新城先生那樣說是“一串一串的字”，該是不為過的。好的總是極少數，要不就不能叫好的了。
在人類前行的曆史上，任何可以稱之為“學”的行業裏，從事這一行業的人，都擔負著一個共同的任務，就是——將人類在這一行業裏已然達到的智慧，再往前推進一步。
一個作家所需要的才智，跟一個科學家所需要的才智，應當說是一樣的高。某種程度上還應當更高。好些科學家，說他的靈感來自名詩的吟詠，作家絕不會說他的靈感來自一次科學的實驗。
舉個小例子。楊振寧的理科成績，一定是很好的了。獲得諾獎後，上世紀七十年代吧，回國參觀，在北京遇見美籍華人曆史學家何炳棣先生。此人著實不簡單，當過美國亞洲學會的會長，是大師級的學者。他們都是西南聯大畢業的，前後差一年考取公派赴美留學的資格。閑談中說起當年留美考試，楊說炳棣啊，你比我高三分。這已經是很尊重了。何不買這個賬，當即說，不對，我比你高七分。這是何在《讀史閱世六十年》裏寫的。同時說，曆年留學考試，分數最高的是錢鍾書。那時候公派出國的人很少，誰是什麼成績，大家都知道。
他們說的是外語考試的分數。看書時，我算了一下三人的成績，錢是八十三分，何不會超過這個分數，若是七十七、七十八分的話，楊也就是七十分的樣子。他們都是清華畢業的。成績的好壞，就是這門學科的好壞，一點僥幸都沒有。
這三個人都是中國的頂級人才，錢是作家，何是曆史學家，楊是物理學家，也可說是科學家。楊得了諾獎，錢和何也在他們的領域取得驕人的成績。這是不是可以說，作家和學者的才智，一點也不比一個科學家低呢？
文學的境界，說白了就是智慧的境界。
什麼叫文學？就是用文字寫下的，達到文學這個境界的作品。
反過來說，沒有達到文學境界的作品，叫什麼都可以，隻是別叫文學。
寫作，跟讀者的智力較量
前麵說得太沉重了。這裏不妨換個輕鬆的說法。
我是十二月二十一號晚上離開北京的。前一天，就是二十號，在故宮東側的太廟，參加了日本大書法家井上有一的作品展。井上有一已去世多年，來參加開幕式的是井上的老朋友、著名的藝術評論家海上雅臣先生。我不是書法家，為什麼要我去呢？海上雅臣先生的《井上有一傳》，在中國出版時，我給寫過序，這樣我就去了。這次展覽，分別在東西兩配殿裏舉辦，東配殿展出的是井上有一的書法，西配殿裏展出的是十三位中國書法家的作品。
在東配殿的展板上，有海上雅臣先生寫的前言，說這次展覽，還有友情參展的各位作家的作品。他沒有說這十三位是書法家，而說是作家，即作書之人。
來的火車上睡不著，我就想，是不是在日本對書法家的稱謂，比在中國要尊貴一些，也就謹慎一些。仿此例，我們對作家，是不是叫寫家更合適呢？即這是一個寫文章的人。
古人說，唯名與器不可假人。我們現在給人名分，實在是太隨意了。取得太輕易了，自己就不珍惜，別人也不會很看重。當下文化上的混亂、粗鄙，這應該也是一個原因。
如何寫作，我有一個老觀念，那就是——寫作，是一種智力的較量。是作家自己跟自己智力的較量，更是作家跟讀者智力的較量。讀者每買一本書看，除了已然成為名著，慕名而買之外，大都是抱著較量的心理，就是看看這個家夥能寫出什麼好東西來！看書的過程，像是在猜一個謎，隻有這個謎還有趣，他又猜出來了，才覺得有意思。太淺了，他笑話你；太深了，他理解不了，也不會服氣。
跟作家做智力較量，這讓人聽起來像是說笑話。在中國，好長一個時期，當作家的，多是考不上大學，為了找出路才去寫作的。讓考上大學的，跟沒有考上大學的去較量智力，不是笑話是什麼？作家自己，怕也沒這個勇氣。
我是一九六五年考上大學的。那時候，社會上對考文科的人，多持鄙棄的態度，以為是數理化不行，才考文科。確實有數理化不行才考文科的，可也確實有文科不行才考理工科的，怎麼就不說呢？事實上，無論理工科，還是文科，要出成果，都需要第一等的才智。
我上學學的是曆史，沒有學成，是混出來的。過去寫小說，很少對人說我是大學曆史係出來的。為什麼呢？你說了加不了分，還減分。懂得的人說你是斯文掃地，陪太子讀書；不懂得的人，說上過大學的怎麼會寫小說？成了自取其辱。我後來不寫小說，轉而做現代文學研究，寫《李健吾傳》《徐誌摩傳》，跟這個不無關係。
在火車上想得最多的是，怎樣跟朋友們談小說寫作。我是不寫小說了，但對文學的研究，對小說的關注，從沒有停止。
當代小說寫作的問題，跟寫新詩的問題，幾乎是一樣的。大體說來就是，一批不知文學為何物的人，在那裏自拉自唱，自得其樂。新中國的曆史上，有過這樣的現象，比如一九五八年的全民寫詩運動，那時也跟瘋了一樣，小學生寫詩，老農民寫詩，隻要是個順口溜，就說是詩。再有一比，就是現在的廣場舞，會不會都可以跳。現在寫小說成了，隻要會寫字，就敢寫小說，寫下一行一行的字，連起來是一段；一段一段連起來是一節；一節一節連起來是一章；一章一章連起來就是一本書了。至於寫的是什麼東西，隻怕自己也不知道。他們隻知道兩個字，一個是編，一個是寫。編下的寫出來，就是小說，是小說就是文學。寫出文學作品的人，能不是作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