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到這兒，我翻開《豬的喜劇》這個集子查看，發現“未開口先紅了臉”改了，而《爭》的第六節，還是老樣子。真蠢呀，這麼好的建議竟沒有接受！
上海文藝出版社的領導，對西戎的推薦很重視。一九八○年夏天，我在北京文學講習所學習時，一天，來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兩個編輯，說他們這次來北京出差，其中一件事就是跟我商量出集子的事。原先編起的集子有點單薄，問我能不能把這一段時間寫的小說也收進去。我當然願意啦。講習所回來後，便將新發表的作品寄去。第二年夏天，一得到集子發稿的消息，西戎就寫信給我，說“你的小說集，總算發稿了，我亦時常想念此事”。
一拖再拖，小說集直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才出來，名字叫《豬的喜劇》。這是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子，也是那些年山西青年作家在外地出版的第一本小說集子。
此前還有個寫序的事。西老師說還是讓我先寫個“自我鑒定”，他再在這個基礎上寫。實際上，我寫出的那篇東西，他並沒有用，隻可說是參考了一下。我寫了千餘字，他的序有三千字之多。
在我寫作起步的那幾年，西戎給我的幫助和鼓勵，什麼時候想起來都讓我五內銘感，難以忘懷。“在我接觸的年輕作者之中，你是既有事業心又十分勤奮的一位”，在一個人剛開始創業的時候，還有什麼比這樣的話更能激發他的創造力的！
我後來寫作上沒有什麼大的出息，實在是辜負了他老人家的期望。
三
我的事兒也真多，不光有寫作上的事，還有生活上的事。
一九八○年三月上旬，我在汾西縣中學教書，忽然接到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封信，讓我參加他們辦的一個文學講習會，時間是半年。這讓我很作難。春季開學後，將妻子和一雙兒女都帶到學校，想過一段平靜的家庭生活，剛安頓下來，真不願意馬上又離開他們。再說，剛帶上一個班，教了一學期，扔下也不像話。我給中國作家協會寫了封信，說我不能去。信放在桌子上還沒發出，一天，一位朋友來我處閑坐，見我給這個地方寫信有些奇怪，問是什麼事，我拿出通知讓他看了，他說，這可是大好事，怎麼能不去呢。
去就去吧。不去，我也覺得怪可惜的。
妻子兒女剛來，也不能馬上把他們送回去，就讓他們暫且在學校住著，待天氣暖和了再回去。
北京規定的報到日期是四月一日。我提前一天離開汾西。路過太原，去見西戎，正好省裏要開文代會，開會的時期是四月三日。我說，是不是等兩天，參加過文代會再去北京。西戎說，你去吧，這兒已內定你為理事，在不在都一樣。這樣我就於當晚去了北京。
到了北京，自然要給西老師去信問安。第一封他沒有回，第二封信裏，我提出報銷路費的事兒，他回了，說“果真學校有困難，作協可以按規定辦理，你可不必為此憂慮”。實際上，在我從事業餘寫作的那些年，作協為我報銷路費的事，不止這一次。幾乎每次來太原，西老師見了總要問，路費有困難嗎？他知道，在學校工作，這是個事兒。
這個講習會，後來改成講習所，再後來改成魯迅文學院，那已是我們結業一兩年之後的事了。學習時間半年，國慶節前離校。學校出證明可請兩個月的創作假，我給汾西中學說明情況後，就直接回了老家。
在外麵跑了半年，心大了，不想再教書了。
那時，省作協的編輯部裏，有幾個年輕人，都是前幾年從基層調去的。我也想去當個編輯。未必明確，總是吞吞吐吐地說過這個意思。不光跟西戎說過，也跟馬烽說過。那時省文聯（作協屬文聯管）是老馬當家，老西管事，這個格局我還是知道的。大事得老馬點了頭才行。
實際上，在我動心眼的時候，老馬、老西早就考慮過這個事了。
這年冬季的一天，在文聯院子裏遇上老馬，他說，石山，來我家裏一下。
到了家裏，他說，你現在寫作勢頭正好，不必去編輯部，還是在下麵多待幾年，多寫些東西。學校工作太累了，沒法寫作，我們研究過啦，想讓你下去掛職，當個公社副主任什麼的，一麵深入生活，一麵寫作，你看好不好？
當然好啊。我喜歡得什麼似的。
你是想回你臨猗老家呢，還是就在汾西？
就在汾西。
這個賬我能算得過來。在汾西，我就可以將妻子兒女接來並轉為城鎮戶口，在老家就沒有這個方便了。我把這個意思跟老馬說了，老馬說，這樣吧，你替我們寫個報告，給省委宣傳部。你覺得怎麼對你的這個事兒有利，就怎麼寫，不能太露了，含蓄點。
從老馬家出來，又去了老西家。老西笑笑說，這事兒他們昨天剛研究過，幾個老同誌都同意這個安排。回到招待所，我就寫了個報告。關於家屬問題，記得是這樣寫的：韓石山同誌去基層任職後，希望當地政府給以支持，解決生活方麵的困難，以免後顧之憂。後來我妻子兒女城鎮戶口的解決，其政策依據就是這句話。
報告送上去，很快就批下來。我又去了趟太原，拿上批件，去了臨汾地區教育局。當時中央有文件，凡是過去從學校調出去的教員，都要回到教學崗位，當時通行的說法叫“歸口”。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我卻逆潮流而動，從教育口調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