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近世哲學
唐以後，印度哲學已漸漸成為中國思想文明的一部分。譬如吃美味，中古第二時期是仔細咀嚼的時候，唐以後便是胃裏消化的時候了。吃的東西消化時，與人身本有的種種質料結合，別成一些新質料。印度哲學在中國，到了消化的時代，與中國固有的思想結合，所發生的新質料，便是中國近世的哲學。我這話初聽了好像近於武斷。平心而論，宋明的哲學，或是程朱，或是陸王，表麵上雖都不承認和佛家禪宗有何關係，其實沒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學說的影響的。這種影響，約有兩個方麵：一麵是直接的。如由佛家的觀心，回到孔子的“操心”，到孟子的“盡心”、“養心”，到《大學》的“正心”，是直接的影響。一麵是反動的。佛家見解盡管玄妙，終究是出世的，是“非倫理的”。宋明的儒家，攻擊佛家的出世主義，故極力提倡“倫理的”入世主義。明心見性，以成佛果，終是自私自利；正心誠意，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便是倫理的人生哲學了。這是反動的影響。
明代以後，中國近世哲學完全成立。佛家已衰，儒家成為一尊。於是又生反動力，遂有漢學、宋學之分。清初的漢學家，嫌宋儒用主觀的見解，來解古代經典，有“望文生義”、“增字解經”種種流弊。故漢學的方法，隻是用古訓、古音、古本等等客觀的根據，來求經典的原意。故嘉慶以前的漢學、宋學之爭，還隻是儒家的內訌。但是漢學家既重古訓古義，不得不研究與古代儒家同時的子書，用來作參考互證的材料。故清初的諸子學，不過是經學的一種附屬品，一種參考書。不料後來的學者，越研究子書，越覺得子書有價值。故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顧廣圻、俞樾諸人，對於經書與子書，簡直沒有上下輕重和正道異端的分別了。到了最近世，如孫詒讓、章炳麟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發明諸子學。於是從前作經學附屬品的諸子學，到此時代，竟成專門學。一般普通學者，崇拜子書，也往往過於儒書。
豈但是“附庸蔚為大國”，簡直是“婢作夫人”了。綜觀清代學術變遷的大勢，可稱為古學昌明的時代。自從有了那些漢學家考據、校勘、訓詁的工夫，那些經書子書，方才勉強可以讀得。這個時代，有點像歐洲的“再生時代”（再生時代西名Renaissance，舊譯文藝複興時代）。歐洲到了“再生時代”，昌明古希臘的文學哲學，故能推翻中古“經院哲學”（舊譯煩瑣哲學，極不通。原文為Scholasticism，今譯原文）的勢力，產出近世的歐洲文化。我們中國到了這個古學昌明的時代，不但有古書可讀，又恰當西洋學術思想輸入的時代，有西洋的新舊學說可供我們的參考研究。我們今日的學術思想，有這兩大源頭：一方麵是漢學家傳給我們的古書；一方麵是西洋的新舊學說。這兩大潮流彙合以後，中國若不能產生一種中國的新哲學，那就真是辜負了這個好機會了。
哲學史的史料
上文說哲學史有三個目的：一是明變，二是求因，三是評判。但是哲學史先須做了一番根本工夫，方才可望達到這三個目的。這個根本工夫，叫做述學。述學是用正確的手段，科學的方法，精密的心思，從所有的史料裏麵，求出各位哲學家的一生行事、思想淵源沿革和學說的真麵目。為什麼說“學說的真麵目”呢？因為古人讀書編書最不細心，往往把不相幹的人的學說並入某人的學說（例如《韓非子》的第一篇是張儀說秦王的書。又如《墨子·經上下》、《經說上下》、《大取》、《小取》諸篇，決不是墨翟的書）；或把假書作為真書（如《管子》、《關尹子》、《晏子春秋》之類）；或把後人加入的篇章，作為原有的篇章（此弊諸子書皆不能免。試舉《莊子》為例，莊子書中偽篇最多。世人竟有認《說劍》、《漁父》諸篇為真者。其他諸篇，更無論矣）；或不懂得古人的學說，遂致埋沒了（如《墨子·經上》諸篇）；或把古書解錯了，遂失原意（如漢人用分野、爻辰、卦氣說《易經》，宋人用太極圖、先天卦位圖說《易經》。
又如漢人附會《春秋》，來說災異，宋人顛倒《大學》，任意補增，皆是其例）；或各用己意解古書，鬧得後來眾說紛紛，糊塗混亂（如《大學》中“格物”兩字，解者多至七十餘家。又如老莊之書，說者紛紛，無兩家相同者）。有此種種障礙，遂把各家學說的真麵目大半失掉了。至於哲學家的一生行事和所居的時代，古人也最不留意。老子可見楊朱；莊周可見魯哀公；管子能說毛嬙、西施；墨子能見吳起之死和中山之滅；商鞅能知長平之戰；韓非能說荊、齊、燕、魏之亡。此類笑柄，不可勝數。《史記》說老子活了一百六十多歲，或言二百餘歲；又說孔子死後一百二十九年，老子還不曾死。那種神話，更不足論了。哲學家的時代，既不分明，如何能知道他們思想的傳授沿革？最荒謬的是漢朝的劉歆、班固說諸子的學說都出於王官；又說“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漢書·藝文誌》。看胡適《諸子不出於王官論》，《太平洋》雜誌第一卷第七號）。諸子既都出於王官與六經，還有什麼別的淵源傳授可說？
以上所說，可見“述學”之難。述學的所以難，正為史料或不完備，或不可靠。哲學史的史料，大概可分為兩種：一為原料，一為副料。今分說於下：
一、原料
哲學史的原料，即是各哲學家的著作。近世哲學史對於這一層，大概沒有什麼大困難。因為近世哲學發生在印書術通行以後，重要的哲學家的著作，都有刻板流傳；偶有散失埋沒的書，終究不多。但近世哲學史的史料，也不能完全沒有疑竇。如謝良佐的《上蔡語錄》裏，是否有江民表的書？如朱熹的《家禮》是否可信為他自己的主張？這都是可疑的問題。又宋儒以來，各家都有語錄，都是門弟子筆記的。這些語錄，是否無誤記誤解之處，也是一個疑問。但是大致看來，近世哲學史料還不至有大困難。到了中世哲學史，便有大困難了。漢代的書，如賈誼的《新書》，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都有後人增加的痕跡。又如王充的《論衡》，是漢代一部奇書，但其中如《亂龍篇》極力為董仲舒作土龍求雨一事辯護，與全書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的話，全無道理。明是後人假造的。此外重複的話極多。偽造的書定不止這一篇。又如仲長統的《昌言》，乃是中國政治哲學史上有數的書，如今已失，僅存三篇魏晉人的書，散失更多。《三國誌》、《晉書》、《世說新語》所稱各書，今所存的，不過幾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