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來，人們曾在長江流域進行了3次大圍墾，這些圍墾，使江漢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陽湖平原等地區成為我國重要的糧、棉、油生產基地和淡水水產的基地。該區域糧食生產能否穩定持續發展，直接影響到全國的糧食能否持續穩定供應。在農業迅速發展的基礎上，長江流域建成了石油、汽車、鋼鐵等一係列工業企業。我們創建了前所未有的業績。同時，也正是這些圍墾，使調節長江水位的眾多湖泊不見了。曆史上有名的雲夢澤，在荊江四口分流後消亡了。洞庭湖從1949年的4.350km2縮小到如今的不足1.135km2，又由於每年約有12億t泥沙淤積在洞庭湖內，其蓄水容積逐年減少。如果說以前的洞庭湖像一口“鍋子”，那麼現在則已像一個“碟子”。不出50年，洞庭湖將像“水泊梁山”那樣蕩然無存。洪湖離開長江，變成了內陸湖，1998年的洪水來了卻無處可去。因此，長江上遊的來水、支流的來水和天上掉下來的水，統統進入了被抬高了河床的主幹流。據中國水利水電科學院李紀人教授介紹，泥沙的淤積地段隨著水流速度和流量的變化而變化。荊江截彎取直本是為了提高洪水的下泄速度，保護江漢平原，但它也造成了負麵效應。每年從長江上遊滾滾而下的4.000萬t、約8億m3的泥沙，由於它的影響有5億m3沉積在城陵磯至武漢江段。據悉，鄱陽湖在長江入口處也有泥沙堆積，它雖然可阻止湖水入江的速度，但遇到1998年的水量，它同樣阻止著江水向下推進的速度。葛洲壩建成後，江水上衝下淤，泥沙在螺山江段形成了一個坡麵，它減緩著江水的流速。
碧波無垠，浩浩蕩蕩的洞庭湖像許多其他湖泊一樣，由於泥沙淤塞，圍湖屯墾，酷漁濫捕，承納廢物，不僅漸失往日的豐姿秀色，且正一天天萎縮衰退。長江流域內的大小湖泊是調節長江流量的天然水庫。但有些人違背自然規律，對洞庭湖及其他一些湖泊施行濫墾濫圍，幹了很多勞民傷財、得不償失的蠢事。在湖區淤積較高的湖洲進行圍墾，可以增加耕地，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70年代的圍墾是得不償失的。圍湖破壞了蘆葦產地，使當地造紙廠失去原料來源。嫩江鬆花江流域在100多年前還是水的自由王國，但經過100年滄海桑田，大麵積墾殖，使江河的蓄洪行洪能力逐步減弱。
無節製的圍墾與到處修堤築壩，使魚類失去了主要的產卵與索餌的灘塗河汊，切斷了部分魚類的洄遊通道，破壞了許多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結果導致漁業受損，生態失調。隨著長江及洞庭湖水係河流含沙量日益增加，洞庭湖的淤積日趨嚴重，湖麵日漸縮小，更加速了殘餘水域的淤積，形成惡性循環。沿江各湖泊都發生著類似的過程。隨著大小湖泊的縮小與毀滅，長江的洪水災害已越來越頻繁。在1524年以前，長江每83年才發一次大水，1525~1851年，平均每20年發一次大水；1852~1949年，每5年發一次大水；1949年以後的30年中，每4年就發一次大水。1998年的特大洪水來得更急、更猛、更猖獗，全流域性大洪水以極其迅猛之勢，洶湧澎湃，一瀉千裏。兩個多月內幹流水位居高不下，為曆史上之少見。顯然，這種趨勢都是人類違背自然規律的活動造成的，因而人類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到它的懲罰。
滇池裏生長著具有高原特色的海菜花及輪藻、金魚草、蘆葦等水生植物。盛產銀白魚、多鱗白魚、烏鱧、雲南紅唇魚、金線魚等名貴魚類，多達50種。1970年，在“移山填海，圍海造田，向滇池進軍，向滇池要糧”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出動了數十萬勞動大軍，花費了幾千萬元，進行大規模圍湖墾殖。圍出的田盡是爛稀泥，無法種田，卻把湖給毀了。水產資源受到了嚴重的破壞。湖麵縮小，連昆明的氣候都受到影響。現在，自然的懲罰迫使人們不得不退田還湖。石屏縣異龍湖，湖麵麵積42km2，湖中水草繁茂，是一個良好的淡水漁業養殖基地。在圍湖造田高潮中，放幹了異龍湖的湖水，堵塞上遊的水流來源。結果，洪水一來，泛濫成災，而下遊卻無水灌溉，一直影響到幾十千米以外的建水縣。圍好田之後，才發現湖底全是淤泥，無法種田。30多顆高原明珠，在圍湖造田的打擊下，全都喪失了原有的絢麗光彩，有10個變成了沼澤，老化了，有7個完全幹涸，消亡了。
在貴州黔西高原的烏蒙山區，也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高原湖泊。其中最著名的是威寧城西的草海，是貴州省海拔最高、麵積最大的淡水湖泊。草海湖麵廣闊，碧波萬頃，景色十分秀麗。湖上水草茂盛，湖底泥炭富集，湖中遊魚成群，湖麵水鳥翔集。除名貴的細魚外，鯉魚、白鰷、青魚、荷包魚也很豐富。湖區還是盛產玉米、洋芋、大豆、甜菜的肥沃農田。1970年，這裏推行向草海要糧的方針，曆時2年多，耗費了100多萬元的資金和近200萬個勞動日，炸毀了草海出口的大橋節製閘，放幹了草海的水，使這顆“高原明珠”毀於一旦。由於草海水麵消失，造成地方性生態平衡失調，附近8個縣氣候異常，農業生產受到嚴重影響，人畜疾病增多，候鳥他遷，許多珍稀鳥類幾乎絕跡。好在人們遭受到大自然懲罰之後，終於懂得要保護自然生態。1980年貴州省政府根據有關專家的呼籲，決定恢複草海水域，進行綜合治理。草海複蘇十多年來，禽鳥結隊重返，魚類生長，風光綺麗如初。
愚蠢的圍湖造田和放水造田的做法已經使我們蒙受了巨大損失。要完全挽回這些損失還得花很大的力氣。在大自然麵前，我們再也不能幹那種自毀明珠的蠢事了。應該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過去盲目圍湖的做法，退田還湖，這才能使滇池等許多湖泊獲得新生，使其重新放出耀眼的光彩。
興建水庫是人類為改造環境的一項偉大創舉。水庫建設對農業、工業、城鎮等方麵的發展都起著重要的作用，並改造了許多不利於經濟發展和人類生活的環境，創造了良好的生活、工作、生產條件，工農業得到發展，一些昔日荒無人煙的地方，出現了經濟繁榮。但是，興建水庫也常常伴隨著一些環境方麵的問題，其影響也值得重視。
人們依據國民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例如為了防洪、灌溉或者發電、航運等目的，利用天然河道上的有利的峽穀地形，興建了各種類型的水庫。當這些新形成的水體經蓄水運用以後，由於水位壅高，而入庫水流隨著庫體斷麵的擴大，其流速相應減小，從而使得水流的夾沙能力下降。這樣一來，由水流夾帶的泥沙按照其粒徑大小，從粗到細的順序在水庫沿陣上逐漸淤落。泥沙淤積不僅影響水工建築物的運用，還將引起其他方麵一些不良後果。例如，泥沙侵占水庫的有效庫容，既影響它的調節性能，縮短使用壽命，又必然降低其綜合經濟效益。以北京市官廳水庫而言，由於水庫上遊水土流失嚴重，到1982年水庫已淤積泥沙595億m3，占庫容的262％。泥沙淤積侵占了部分興利庫容與防洪庫容，從而使水庫的防洪標準已由建庫初期的千年一遇下降到370年一遇。此外，泥沙淤積將造成回水末端向上延伸，使河段中水流流速減少和抬高河床，從而淹沒上遊的城鎮、村莊、交通線乃至大片農田，增強防洪的困難。此外，因河流水位的抬高，引起地下水位上升，導致新的土壤鹽漬化，給水庫上遊的農業生產帶來危害。另一方麵，由於水庫下泄，使下遊河道受到水力衝刷，河床發生崩坍展寬和切深，危及下遊農業設施的基礎穩定和安全。眾所周知，我國北方許多河流夾帶泥沙量之多居於世界前列，故在其幹支流上興建的各類水庫，泥沙淤積問題就顯得比較嚴重而普遍。如黃河幹流上的三門峽水庫，1958~1966年僅7年多時間內，庫內泥沙淤積量竟占總庫量的444％。其上遊的鹽鍋峽水庫，蓄水以後不到4年時間，其庫容損失達到70％以上。據陝西省1973年統計，全省庫容在100萬m2以上的192座水庫，總庫容為15億m3，而已經淤廢47億m3，占總庫容的316％。內蒙古自治區調查了4座100萬m3以上的水庫，總庫容為269億m3，泥沙淤積損失0844億m3，占總庫容的的314％。
水庫坍岸是水庫中一種比較普遍發生的自然現象。這不僅增加了水庫的泥沙淤積，對其使用年限有著明顯的影響，而且它還直接威脅到庫周的工農業和交通運輸等多方麵的安全。一般來看，興建於第四紀鬆散堆積物地區的水庫，所發生的坍岸相當劇烈地改變著庫岸的麵貌。以黃河三門峽水庫為例，該庫坍岸主要發生在潼關以東的上遊庫區，自1960年9月至1961年，累計坍岸量為177億m3，實際坍岸線長度達201km。就一次坍塌寬度而言，一般為3~5m，最大為60m，但隨著水庫運用時間的增長，累計坍塌寬度則很可觀，其中有個別地方已接近1.000m。這樣強烈的坍岸，已使得庫區的沿岸耕地大量損失並造成了人畜傷亡，由於坍岸的土體墜入水庫，又增加了水庫的泥沙淤積量，侵占了水庫的有效庫容。
水庫還有一個誘發地震的問題。據有關資料，世界上已有一些國家建成的水庫在其蓄水後發生了不同震級的誘發地震。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許多大型水庫的蓄水運用，一係列強烈破壞性的水庫誘發地震相繼出現。就我國已建成的水庫來看，即有廣東的新豐江水庫，湖北的丹江口和前進水庫，湖南的南衝與黃石水庫等發生過地震。
依據目前一些實測資料的對比分析結果來看，天然湖泊和興建水庫以後，水域對湖(庫)區局部氣候顯然有一定影響。興修水庫，控製江河，築堤建閘，改造湖泊，必然會迅速地改變這些水域的自然麵貌。對於種類繁多，習性各異的魚類來說，某些環境條件的急劇變化，可能產生有利或不利，適應與不適應兩種迥然不同的反應，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魚類資源的興衰、消長。
人跟水爭地為利，水必跟人爭地為殃
1998年宜昌洪峰量同曆年相比不是很大，然而洞庭湖、洪湖、鄱陽湖附近河段兩岸的洪水水位均超過了曆史最高水位，超過幅度達055m至125m，沙市洪峰水位最高達3522m，導致長江中下遊沿江出現罕見的嚴重洪水災害。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長江兩岸湖泊分蓄洪水能力的大幅度降低。據初步資料，1998年和1954年相比，上遊的洪峰流量和洪水量跟1954年接近；中遊洪峰流量(以最集中的30天洪水量相比較)，1998年漢口以上總來水量較1954年少300多億m3；下遊洪水量少500多億m3，洪水量沒有1954年大，但該年長江幹流水位普遍高於1954年的最關鍵因素是分蓄洪量比1954年大量減少。洪湖等北岸湖泊群與長江已經隔離，長江與洞庭湖、鄱陽湖的通道由於淤積等原因，過水斷麵大為縮小，因而分流能力大幅度降低。
由於惡劣的氣候現象高頻率出現以及人為因素的不良後果，長江兩岸的洪澇災害日趨嚴重。天，不會隨人意而行，自然，按自己的規律運行。如果沒有得力的措施，災情隨著歲月的推移，未來將會更加嚴重。痛定思痛，人們還將在長江兩岸重建家園，還要發展經濟，我們就不能不思考兩個問題：這次長江洪災除自然因素以外，人在這場災難中起了什麼作用?今後如何才能真正有效地開發、利用長江?
關於長江流域的洪澇災害，我們必須承認，人在這場災難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長江原本是清澈的、溫順的。曆史上，長江上遊森林覆蓋率為50％，水的含沙量極小。為了生存，居住在長江上遊的人們長期以來一直伐木取材，使長江上遊的森林覆蓋率減至8％(四川盆地近4％)，失去植被保護的地麵被強烈侵蝕，每一場暴雨都造成洪水、滑坡和塌方。據有關單位調查，目前，長江流域總共有4.000多條危害程度較大的泥石流，從江源到河口有1.203處滑坡，遍布全流域。三峽庫區以上，水土年總侵蝕量為15億多t，入江泥沙每年為4.000萬t，涉及重慶、涪陵、萬縣等地區的滑坡近300處，滑移體積2655億m3，崩塌129處，庫岸直接入江的泥石流有13條，未直接入江的危害性泥石流20條。長江水實際上早已是“一碗水，半碗泥”，與黃河沒有什麼大的區別。
在中遊，長江進入洞庭湖的泥沙每年約12億m3，洞庭湖上遊支流進入洞庭湖的泥沙約180萬t。兩者相加，每年淤積在洞庭湖的泥沙達3.000萬t，可想而知，這幾十年，洞庭湖湖底被填高了多少。1998年的長江，洪水來臨之後，幾乎全線的江水都漫出了原有的堤壩，需要在堤上加堤方可阻擋洪水。湖北的荊江段堤壩平均已高達13m，最高處是18m，成為險中之險。長江洪水人為抬高，這是無法否認的。由此，我們不難理解，1998年長江的洪水何以長時間居高不下!長江中下遊何以連年洪澇成災，何以年年都要抗洪搶險!
1998年9月8日，中國林科院，國家環保總局，國家林業局多功能廳分別舉行了各自的研討會，進行反思。本該蓄水的植被，如今變成荒原，下瀉的洪水已不僅僅是水，而是泥沙漿。中國工程院副院長沈國舫院士痛定思痛，他說：“40年來，我們在植被建設有過重大失誤。我們不該開發地處長江黃河上遊、青藏高原東側的川西滇西北的原始森林。這片森林麵積巨大，生長繁茂，本該為國土的長治久安、江河的穩定馴服提供有力的保障，卻從50年代起遭到了破壞的厄運。老林被連片砍伐，林下植被和土壤也經受創傷，水保蓄不住了，土也護持不住了，崩塌、泥石流等災害接踵而來。其次，60年代中期開始的三線建設進一步擴大和加劇了天然林區的破壞，這既涉及到西南林區，也涉及到大興安嶺林區。當初，作為國家重大建設行動，從全國各地調集人馬，集中開發江河上中遊天然林區，在今天看來，簡直是瘋狂行動。江河上遊的植被破壞引起水土流失，除了森林采伐以外最嚴重的就是盲目開墾。相當一段時間內，過多的人口進入或留在生態脆弱的山區、林區，他們為了生存而亂砍、濫墾，破壞植被。為了收獲一點點糧食，許多上遊山區的居民連很陡的坡也開了，號稱‘掛壁田’，看到那種場景，那就對萬裏黃湯直瀉入海，長江變成了黃河的說法不足為怪了。”沈國舫說：“恩格斯早在上一世紀就發出了毀滅森林會引起惡果的嚴重警告了，地球上資源有限的驚呼聲已傳播了幾十年，但是，在相當一段時間裏，我們還是在盲目行動，不斷失誤，造成了今天中國式植被。近些年來，我們用在工程治水上的投資遠遠超過生態治水，如果從水利工程中拿出一點資金來用於植樹，可以長出很多樹。但是植樹不能很快見效。最後一點就是構築滯洪區，現在大批滯洪區變成了糧田甚至城鎮，洪水無處發泄，隻好淹房毀地。綜上所述，治水的四件法寶都出現問題，又怨得了誰呢?隻好自作自受了”。
此外，水利建設趕不上生態破壞，防洪標準相對下降，洪災損失加劇。由於江湖萎縮，蓄水容積銳減，迫使同樣水情下的洪水位普遍升高，導致原有堤垸防洪標準降低，防洪能力下降，洪水威脅加劇，防洪戰線延長，影響範圍擴大。如洞庭湖區大堤現狀與1949年相比，一般加高了25～35m，津市澧縣地區加高40m以上，但洪水水位也一般抬升了15～25m，津澧地區抬升逾30m。目前，長江荊江段已成“懸河”，洞庭湖也成“懸湖”。堤高水漲，雖然經過了40餘年的水利建設，堤防保證率仍然較低。再加上經濟發展與城鎮建設，洪災的直接經濟損失日趨嚴重。
據《中國經濟時報》1998年7月6日報道，1949年以來的46年中，洞庭湖區有36年發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平均4年中3年有災。洪澇災害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災害發生頻率明顯提高。50~70年代平均每5年一次大水災；80年代平均3~4年一次大水災；90年代，除1990年、1992年以外，平均3年中有兩次大水災。二是災害損失越來越大。1952年，南洞庭湖潰垸84個，淹死2.100餘人；1954年特大洪水，洞庭湖區潰垸356個，淹死、病死達3萬多人；1980年水災直接損失27億元；1991年水災損失達28億元；1994年湘江流域水災損失85億元；1995年資水、沅水發生大洪水，水災損失200億元；1996年的大洪水，湖南省直接經濟損失高達580多億元；1996年8月的洞庭湖洪水，就造成潰垸145個，洪災麵積約204萬畝，澇災麵積超過260萬畝，1021萬人因受災而被迫轉移到堤防上，直接經濟損失超500億元。1998年洪災中，長江水係損失據悉已達2.000億元之巨，還卷走了2.000餘人的生命，衝毀497萬間房屋。這還不包括800萬軍民兩個月日夜奮戰和數以十億計的抗洪物資消耗。
眾所周知，長江沿岸經濟發達，其人口密度和城市化水平超出了全國平均水平，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總體布局的一級軸線，與海岸線構成“T”字形空間結構，支撐著中國經濟的1／3天下。長江流域居住著全國1／3的人口，工業總量占全國的40％，農業總值占全國的35％。滬、寧、漢、渝4個特大城市和中下遊的一批中小城市，有16萬個企業，是中國經濟最強大的驅動軸。為此，說長江的治理事關炎黃子孫的安危一點也不為過。
據《中國環境報》1998年7月21日報道：遭受特大洪水襲擊的福建省南平市開始了災後反思，不少政府官員開始認識到，洪災不能全怪“老天爺”，人類活動中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是導致洪澇災害加重的重要因素。記者走訪了市水土保持辦、林委、水利、環保、氣象、水文等部門，這些部門的負責人都告訴記者，除了氣象因素外，造成南平洪澇災害的原因主要有下述3點。一是這幾年的水口電站庫區建設、修鐵路、開公路，上億立方米的廢土棄渣倒入溪河中，使河道變窄，河床提高。占用河道建房搞開發的現象屢禁不止，河道障礙越來越多，嚴重影響了河流泄洪能力。二是雖然南平市森林覆蓋率高達70％以上，但中小幼林占的比重較大，樹種單一，主要是以針葉林(鬆杉)為主。闊葉林被砍現象十分突出，幾乎所剩無幾，集體闊葉林幾乎砍伐光(砍伐闊葉樹用於發展食用菌)，使得雨水直接衝刷地表土層，遇暴雨或大暴雨就有山洪暴發及山體滑坡現象的發生。三是南平市修建的10多座水庫都是以發電和農業灌溉為主，極少是蓄洪調洪和防洪功能為主的水庫，忽視了長遠防洪防災減災的綜合效益，失去了水庫防洪調洪的作用。由於人為的因素，20年一遇的洪澇水情，近幾年卻年年發生。南平的特大洪水對我們不是很有啟示嗎?
這一切提醒我們：不僅長江全流域要大規模植樹造林，部分地區需要退耕還田；在建設水利工程時，除以發電和農業灌溉效益為主外，還應考慮蓄洪調洪和防洪功能；對其負麵影響也必須想辦法克服，否則，它所帶來的惡果將可能超出它所帶來的利益，其收獲與災難並存。
不是人類消滅垃圾，就是垃圾湮滅人類
在地球上，人人製造、人人不願問津的垃圾平均每天新增加48904萬t，高出全世界可再生資源年更新速度的578倍。以此速度計算，到2010年全球垃圾年生產量將達8741億t。如果將1990-2010年達20年的垃圾累加，則預測總量超過1.370億t，這意味著平均每人將擁有垃圾21.077kg(2010年全球人口按65億預算)，地球將變成自然界最大的垃圾箱，21世紀將成為垃圾世紀。不是人類消滅垃圾，就是垃圾湮滅人類。因此，必須采取緊急對策，晚一天都會帶來不可挽回的後果。人類生存的家園正在被垃圾包圍，垃圾已成為人類的公害。垃圾堆內有大量有機物，長期堆放後會發酵，日積月累轉化成沼氣，遇高溫時容易發生爆炸。1994年12月4日上午11時45分，重慶市發生了一起罕見的垃圾爆炸事故。位於重慶市江北縣觀山的垃圾處理場，21名工人正現場作業，突然一聲爆炸聲響，隨之而來的強大氣浪掀開了上千噸垃圾，有9名工人被活活埋在垃圾堆裏。
據《中國三峽工程報》1998年7月10日報道，1998年6月28日以來長江渝、宜間突降暴雨，長江上遊江水猛漲。沿江城鎮長年堆積在江邊的垃圾，受上漲洪水的衝刷，隨洪水滔滔而下，鋪滿了葛洲壩機組前江麵。機組攔汙柵前垃圾越堆越厚，使攔汙柵後水位驟降，多台電機攔汙柵的後水位差(即壓差)超過3m，迫使電廠機組多次停機。
在二江電廠的江麵上，隻見快餐麵碗、塑料飯盒、發泡塑料填充物，還有稻草、秸稈等密密匝匝地堆在一起，宛如一個陸上垃圾場。垃圾隨江水衝擊對攔汙柵形成巨大壓力，為維護攔汙設施的安全，葛洲壩電廠水工分廠清汙人員在江邊拉起綠色大網，用人工打撈江麵漂浮的垃圾。垃圾打撈上來裝進垃圾袋，江岸上裝滿垃圾的白色垃圾袋垛成了長長的一道白牆。據統計，自7月1日至6日，因垃圾導致電廠機組停機已達18台次，少發電量21768萬kW?h(千瓦時)。
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的增加，日漸增多的垃圾清掃與處理成為困擾現代都市的大問題。據《廣州日報》2000年4月23日報道，全國垃圾的曆年堆存量已達60多億t，侵占土地麵積多達5億m2，666座城市，有200多座城市陷於垃圾包圍之中。我國城市人均垃圾的年產量達到440kg，1996年城市垃圾清運量已達1億t。垃圾以每年8％~10％的速度增加，預計到2000年我國城市生活垃圾年產量將達到15億t。上海市區1.260km2範圍內，50m2以上的垃圾堆近2.000個，占地麵積526km2。絕大多數城市是采取就地焚燒、易地堆放或挖坑填埋的方法來處理垃圾。上述方法既汙染環境又耗費土地和人力，而且也不是長久之計。浙江義烏曾發生過農民拒絕城市轉嫁垃圾汙染的事。1993年，義烏市在郊區建垃圾衛生填埋場，填埋場周圍的村民了解到該工程建成後周圍的環境會被汙染，強烈要求停止施工，使填埋場的建設被迫停了下來，市內每天產生的150.t垃圾無處安家。有關專家指出，清潔了城市，汙染了農村，這種垃圾處理方法必須改變。
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境內外還不斷有人采取轉嫁垃圾的辦法，清潔自己汙染別人。1995年8月3日，海南省海口海關曾查獲了全國最大宗進口垃圾案，他們經過20天的調查，將全部17個集裝箱共270t進口工業垃圾裝船退運香港。當“洋垃圾”三番五次地叩開我國沿海城市大門時，深居內陸的寧夏回族自治區的數家火車站1995年第三季度也冒出了86節車箱垃圾，這些不明身份的垃圾總重量達5.000t。
從農業文明走向工業文明，是一場變革，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我們絕不能等到工業文明在農村出現以後，才去治理環境，城市工業汙染留給我們的教訓已經夠深刻的了。從全國範圍來看，我國開始重視和治理環境汙染，由於城市汙染積重難返，雖有好轉，但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現在，廣大農村不僅要容納來自大中城市的汙染，還要承受鄉鎮企業的汙染，若任其發展下去，後果實在不堪設想。西方有些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確實經曆了一條由破壞、汙染到治理、保護的道路。但這並不等於說，搞現代化就非得破壞環境不可。況且，防止環境汙染惡化也不會束縛鄉鎮企業經濟騰飛、發財致富的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