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域外學術的了解，能使人的視野更加開闊，但如何把域外的學術理論、方法與本土經驗有機結合，而不是機械照搬、食洋不化，這確是一大挑戰。
如前所述，對社會思想的分析研究很難離開對社會變遷的分析研究。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發展模式的研究，使人感到曆史的啟示的確深刻。
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之所以遲遲未能完成，不僅因為“現代化”是外來、強迫、後發的，更因為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現代化”毫無認識。其實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尚有相當廣闊的改革空間，但它對此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進退失據，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代化”的機遇。
使變革的動力不斷下移，變革的空間不斷縮小。這種主動權的自我丟失不僅使大清王朝最終瘦滅，更重要的是使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被大大延誤，屢受重挫。
“辛亥革命”這些年來幾乎成為“激進”的代名詞，頗有人對清政府的“新政”“立憲”被辛亥革命“打斷”而深感遺憾。不經革命的大動蕩大破壞而收革命之實效，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狀態，作為一種良好的願望，更是無可指責。但若強以近代中國的曆史來為之佐證，指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為“過激”，則有違史實大矣。
康、梁想通過“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過激”？其實，人們似乎忘記，被尊為“辛亥之父”的孫中山並非一開始就想“幹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設法、最後通過王韜上書李鴻章，想走“改良”路線的。
隻是在“改良”被拒之後，他才立誌走上“革命”一途的。清政府的“新政”和“立憲”之所以被辛亥革命“打斷”，主要在於它的“新政”完全是被動的。本來，在1898年“戌戌維新”時清政府尚有一定的變革主動權，但它卻拒絕改革，喪失了一次難得的機會。隻是在經曆了兩年後的“庚子巨變”這種大流血之後，它才在“內外交迫”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地開始“新政”。
甚至在革命爆發前夕的1911年春，清政府對形勢的急迫性明顯認識不足，竟利令智昏地出台了一個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所謂“立憲”隻是一個幌子、其實根本不願放棄一丁點權力的真實麵目。
此舉實無異於自掘墳基，結果使作為其統治基礎的土紳階層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縱觀晚清曆史，每當還有一線希望、還能控製一定局麵的時候，清廷總是拒不變化；隻到時機已逝、喪失了操控能力的時候，它才匆匆忙忙地被動“變革”。
改革愈遲，所付出的“利息”也將愈大。然而清廷對此似乎毫無認識，它總是在下一個階段才做原本是上一個階段應做的事情，而且拒不“付息”，不願再多做一點讓步和妥協，完全喪失了變革的主動權，完全是被“形勢”推著走，改革的空間終於喪失殆盡。
對域外學術的了解，能使人的視野更加開闊，但如何把域外的學術理論、方法與本土經驗有機結合，而不是機械照搬、食洋不化，這確是一大挑戰。
如前所述，對社會思想的分析研究很難離開對社會變遷的分析研究。對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變遷、發展模式的研究，使人感到曆史的啟示的確深刻。
近代中國的社會轉型之所以遲遲未能完成，不僅因為“現代化”是外來、強迫、後發的，更因為中國當時的統治者大清王朝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現代化”毫無認識。其實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尚有相當廣闊的改革空間，但它對此毫無認識，因此不知所措，進退失據，步步被動，一拖再拖，一誤再誤，最終喪失了主動變革、主動“現代化”的機遇。
使變革的動力不斷下移，變革的空間不斷縮小。這種主動權的自我丟失不僅使大清王朝最終瘦滅，更重要的是使中華民族的“現代化”被大大延誤，屢受重挫。
“辛亥革命”這些年來幾乎成為“激進”的代名詞，頗有人對清政府的“新政”“立憲”被辛亥革命“打斷”而深感遺憾。不經革命的大動蕩大破壞而收革命之實效，當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狀態，作為一種良好的願望，更是無可指責。但若強以近代中國的曆史來為之佐證，指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為“過激”，則有違史實大矣。
康、梁想通過“明君”自上而下改良，何曾“過激”？其實，人們似乎忘記，被尊為“辛亥之父”的孫中山並非一開始就想“幹革命”的，起初也是想方設法、最後通過王韜上書李鴻章，想走“改良”路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