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同盟會的全部曆史來看，可以說由它直接發動的十次武裝起義，是它的發展時期，或者說是它的黃金時代。而辛亥廣州起義，是同盟會生命力和戰鬥力的頂點，從此其革命性和戰鬥力逐步削弱，由同盟會直接領導的南方邊省的革命，從此轉入低潮。設在東京的同盟會總部，從1907年3月孫中山離開日本起，就出現了思想渙散、組織鬆懈的狀況。後來這種局麵更加突出。孫中山在南洋和美洲從事革命活動，無力過問東京總部。東京總部既不能發號施令，也不能決定任何問題，實際上是一個空架子。庶務幹事劉揆一，不過在東京看大門而已。同盟會總部要重新組織南方邊省的革命力量，培養骨幹，把那裏的革命由低潮推向高潮，可以說是很難做到的。後來爆發的武昌起義，使辛亥革命達到高潮。但孫中山對武昌起義的迅速到來，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他隻是在10月12日偶然從美國報紙上看到“武昌為革命黨占領”，正如他自己所說：“武昌之成功，乃成於意外。”同盟會的骨幹辛亥革命的參加者吳玉章，在回憶這時期同盟會的狀況時曾指出：“同盟會自廣州起義失敗以後，即已趨於渙散，而至武昌起義以後，幾乎陷於瓦解狀態。”
辛亥廣州起義烈士們的鮮血並沒有白流，它不僅使清朝反動統治者驚恐失魄，更激發了無數的人們繼續鬥爭。特別是兩湖的革命黨人，“進行益猛”，“已由被動而急轉為主動之勢”。他們在廣州起義失敗後的第六天，即5月3日（四月五日），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今後的革命方策。居正主持了這次會議。黨人孫武、焦達峰，劉英、楊時傑、楊玉如、李作棟等，都作了慷慨激昂的發言。這次會議的中心思想，就是廣州起義失敗了，今後的革命要在兩湖幹起來，並決定以武漢為發難地點。正如李作棟所說：“廣東雖失敗，我們湖北更好革命了，……我們湖北這些無名的革黨”，如果乘清政府不大防備，“出其不意，革起命來，那一定是可以成功的”。這些充分表達了兩湖的革命黨人繼續革命的戰鬥決心和必勝信念。武漢是長江流域的中心，有許多有利條件，在軍事上又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兩湖的革命黨人決定以此為發難地點，是關係到以後革命成敗的重大決策。
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等，廣州起義失敗後由香港返回上海。譚人鳳曾一度到達武漢。他們在長江流域革命形勢的鼓舞之下，積極行動起來，勇敢地擔負起長江流域革命的領導責任。宋教仁說：“此次（指廣州起義—引者注）雖失敗，然得許多之經驗，足以為他日之預備者”，他很快由“鬱鬱不樂”轉變為“歡笑之顏色不可多得，憂愁之中，複若有深思湛慮”。譚人鳳在武漢勸說共進會和文學社“和衷共濟，相輔而行”。他們深深地感到：“黨事者，黨人之公責任也。有依賴性，無責任心，何以對死友於地下耳？”於是他們將一度中斷的中部同盟會的組織工作，又重新恢複起來。在國內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辛亥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之際，譚人鳳、宋教仁等滿懷信心，分別製定了中部同盟會宣言和章程，於1911年7月31日，中部同盟會在上海正式成立，還在鄂、湘、蘇、浙、皖、贛、川等省設立分會。
中部同盟會的成立，是譚人鳳、宋教仁等革命黨人，為適應長江流域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所作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決策，是一個革命的創舉。黃興在香港得知中部同盟會成立後，立即發電說：“欣悉列公熱心毅力，竟能於橫流之日，組織幹部，力圖進取，欽佩何極！邇者蜀中風雲激發，人心益憤，得公等規劃一切，長江上下，自可連貫一氣，更能力爭武漢，治謀深算，雖諸葛複生，不能易也。”他充分肯定了中部同盟會成立的革命行動。孫中山對中部同盟會的成立，雖然沒有直接發表過什麼言論，但他後來回顧這段曆史時曾說：“先是陳英士、宋鈍初、譚石屏、居覺生等既受香港軍事機關之約束，謀為廣州應援；廣州既一敗再敗，乃轉謀武漢。”他對於宋、譚等人“轉謀武漢”的活動是表示首肯的。
中部同盟會一經成立，便以戰鬥的姿態，擔負起長江流域革命的領導責任。它聚集力量，爭取新軍，發動會黨，準備大舉。為此，宋教仁對在長江流域為重心的軍事策略方針，作了進一步的說明。他說：“以湖北居中國之中，宜首倡義。然武昌為四戰之地，糧餉不濟，故一俟湖北舉事，即令湘、蜀同時響應，以解上遊之困而為鄂中後援。……又懼湖北一動，下流阻塞，將使運輸不利也，故擬長江下遊同時於南京舉事，並即封長江海口，使敵軍海軍艦隊孤立而乘利應便以取之。”從後來發展情況來看，這個部署基本上是符合實際形勢的。
1911年10月10日，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武昌起義爆發了。中部同盟會一方麵派譚人鳳、宋教仁等先後到達武漢，參與武昌起義的領導工作，另一方麵，積極策動長江各省響應武昌。10月31日，宋教仁從武漢致上海的陳其美等的信中說：“此間戰事吃緊，亟望各處響應。聞上海所購子彈，未得成就，不知以後另有設法否？總乞力謀之。滬上及南京、皖北情形，均乞示知。……刻下惟北洋敵兵可慮耳。……皖北如動，亟宜出河南，以為牽製北兵之計，否則僅恃鄂兵與彼硬戰，恐難支也。”至11月初，湖南、江西、安徽、上海、江蘇等地先後宣布獨立。12月1日，革命軍又攻下南京，使武漢局勢得以穩定。孫中山得知武昌起義的勝利消息，從美洲經由英國回國，12月25日到達上海，領導全國的辛亥革命運動，籌建南京臨時政府。他曾高度評價中部同盟會時響應武昌起義所起的重大作用。他說：“最有力而影響於全國最大者，厥為上海；陳英士在此積極進行，故漢口一失，英士則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窺取南京。後漢陽一失，吾黨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則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較他著尤多也。”革命實踐證明，在同盟會總部處於癱瘓幾乎無人領導的情況下，中部同盟會繼續高舉同盟會的革命大旗，成為在長江流域宣傳革命思想、組織革命力量、發動旨在推翻清朝反動統治的武裝起義的領導核心和戰鬥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