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並未組織任何機關，亦未推舉出具體人選。但實際上譚人鳳、宋教仁等卻擔負起了中部同盟會的組織領導工作。這次會議為以後中部同盟會的籌建和正式成立，打下了堅實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二
雖然廣州新軍起義失敗了，但其他地區的革命黨人並沒有停止革命活動。他們在孫中山的號召及其革命思想的影響下，積極組織革命力量，擴大革命隊伍，醞釀更大規模的武裝起義。1910年期間，長江流域的革命黨人陸續從日本回國在那裏從事聯絡會黨，爭取新軍的工作。這年春間，湖南長沙發生了有數萬饑民參加的搶米風潮。清朝政府大為震驚。兩湖的革命黨人，曾秘密策劃利用這一有利時機舉行暴動。但由於風潮很快被鎮壓了下去，暴動計劃未能實現。譚人鳳、宋教仁、居正等人，在長江流域革命形勢的鼓舞之下，於1910年秋冬相繼回國，加緊重新部署革命力量，籌建中部同盟會。從此，中部同盟會進入籌建階段。
要籌建中部同盟會，事關重大，必須請示同盟會的領導人，方可進行。那時，孫中山流動在海外，不便聯係。譚人鳳便到香港南部同盟會機關部請示於黃興。黃興表示“別無意見，惟謂須有款項方可”。宋教仁也由東京到達上海，與陳英士（其美）、章梓、鄭讚丞等籌建中部同盟會，並在於右任創辦的《民立報》社擔任編輯，將該報社作為中部同盟會的宣傳和組織聯絡機關。居正也奉命在長江各埠進行實地考察。張鬥樞等回湖南籌款。
那時黃興、趙聲等在香港籌劃1911年4月的廣州起義（即農曆三月二十九黃花崗之役）。這次起義是1910年11月13日，孫中山在檳榔嶼召集黃興、趙聲、胡漢民等同盟會的重要骨幹秘密會議決定的。孫中山在中、英、法、日、荷等國統治者的迫害下，不能在亞洲立足，隻好去美洲活動，負責籌款和購買軍械，把領導廣州起義的重任委托給黃興、趙聲等人。譚人鳳到達香港也積極投入了這次起義的組織領導工作。他向黃興建議說：“兩湖居中原中樞，得之可以震動全國，控製虜廷。不得則廣東雖為我有，仍不能以有為，願加以注意，俾收響應之效。”黃興采納了譚人鳳的意見，派他攜款5000元往長江流域各省做響應廣州起義的發動工作。
譚人鳳先到達上海，向宋教仁、陳其美、章梓等，傳達了黃興同意組織中部同盟會的意見，督促他們加緊籌建中部同盟會，並以3000元交鄭讚丞辦理蘇、浙、皖、贛等事，隨即於1911年2月23日（正月二十五日）抵武漢。他召集那裏的革命黨人孫武、楊時傑、楊玉如等，居正也參加了，向他們介紹了在上海的聯絡情況，希望他們加入中部同盟會，以便響應廣州起義。他說：“因為孫、黃都已離開東京，會內無人主持，形同虛設。上海交通便利，組織這個機關，等於把東京同盟會搬到上海，希望武漢地區的革命同誌加入中部同盟會，以便聯成一氣，一致響應廣州。”因此，他交給孫武、居正800元錢，作為活動經費。之後，譚人鳳又到長沙，約集那裏的黨人鄒永成、曾伯興、焦達峰、謝介僧、劉文錦諸人開會，討論組織革命機關，響應廣州起義，並以700元交給曾伯興擔任籌備工作。譚人鳳在長江各省布置就緒後，便急忙經由上海返回香港。
譚人鳳途經上海時，宋教仁、陳其美等籌建中部同盟會的工作已接近完成，開始進入實際成立程度。但因廣州起義即將發動，他們便將中部同盟會的成立工作暫時擱置下來，與譚人鳳一起去香港，參加廣州起義。
有一種觀點，認為譚人鳳這次到長江流域各省的組織聯絡工作，是販賣了中部同盟會的“私貨”，說他“充當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從而說明中部同盟會的成立是對同盟會的分裂。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妥當的。第一，組織中部同盟會請示了同盟會的領導人黃興，並得到黃興同意的。黃興是同盟會內僅次於孫中山的革命領袖，在同盟會內威望很高，在孫中山不能在亞洲立足的情況下，同盟會的實際領導工作是由黃興來領導的。他曾撥款讓譚人鳳到長江流域各省從事聯絡發動工作；第二，譚人鳳大力宣傳組織中部同盟會，是為了聯合長江各省的革命力量，響應廣州起義，而不是為了其他目的；第三，譚人鳳等顧全大局，毫無保留地服從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總部關於發動廣州起義的軍事部署，將接近成立的中部同盟會的工作暫停下來，前往香港，全力以赴地投入廣州起義。譚人鳳當時雖年過半百，體弱多病，但仍表示不怕犧牲，奮勇當先，要求和黨人一道參加敢死隊，於起義隊伍出發之前，整裝待命，為黃興所勸阻。總之，譚人鳳到長江各省從事的組織發動工作，不僅為後來中部同盟會的成立打下了思想和組織基礎，更為那裏響應廣州起義，推動那裏的革命發展，作出了很大貢獻。所以，譚人鳳的行動是應該肯定的。
辛亥廣州起義仍然失敗了，譚人鳳、宋教仁等便回過頭來，加緊從事中部同盟會的組織工作。從此，中部同盟會便進入了正式成立階段。
三
孫中山是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一麵旗幟，以他為代表的全國革命黨人開展的革命活動和發動的多次武裝起義及全國人民所進行的反清鬥爭，無疑是對清朝政府的沉重打擊，尤其是辛亥廣州起義，大大動搖了清朝政府的統治基礎，清朝反動統治者猶如驚弓之鳥，嚇得喪魂失魄，惶惶不可終日。正如孫中山所指出的那樣：“自廣州之役之後，各省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而清吏皆盡入恐慌之地”，“國內革命之時勢，實以之造成矣”。半年之後，辛亥革命的高潮武昌起義就到來了。辛亥以前革命黨人發動的各次起義，可以說是武昌起義的總演習，辛亥廣州起義可以說是武昌起義的序幕，如果沒有上述各次起義和人民群眾的反清鬥爭，是不可能出現辛亥革命的高潮的。
辛亥廣州起義，是同盟會籌備時間最長、用錢最多的一次起義，可以說是同盟會孤注一擲，但這次起義又是失敗最慘的一次軍事冒險，福建、四川和兩廣的同盟會的骨幹幾乎都在這次起義中壯烈犧牲，也可以說是同盟會一敗塗地。因此，相當多的革命黨人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尤其是這次起義的領導人灰心喪氣，一蹶不振。趙聲憤極嘔血，齎誌以歿；胡漢民心灰意冷，一籌莫展；黃興“乃謂同盟會無事可為矣，以後再不問黨事，惟當盡個人天職，報死者於地下耳”。他很長時間深居於香港不出，既拒絕接待來訪，亦“未常與一友通隻字”。正如中部同盟會後來成立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樣：“於是群鳥獸散，滿腔熱血，悉付諸汪洋泡影中矣。”那時孫中山在美洲，繼續“致力宣傳，喚起僑胞輸財，冀得資助再起”。同盟會“元氣大傷”，遭到不可挽回的沉重打擊。其總部幾乎處於無人領導的癱瘓狀態之中，或者說，它幾乎喪失了領導能力。廣州起義指揮機關香港統籌部曾發表宣言，指示各地革命黨人“要幹的隻可采取個人行動”。這實際上是放棄了對革命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