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會黨分子來做有組織的對抗，絕不是一新策略。同盟會及其以前的組織，運用這些“原始暴動”（primitive rebels）幾乎從未得到成功。（“原始暴動”係借用E.J.Hobsbawm之語）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同盟會在1907年到1908年間發動的起義失敗，但是共進會的領袖並未因此而了解他們必須有更為可靠的盟友。
然而，1909年中，中國中部之事件，使共進會必須重估其軍事策略。1909年8月，共進會駐湖南代表焦達峰自長沙報告，哥老會會員—可能是共進會的人——突然發起暴動，結果多人為地方當局逮捕。8月，孫武的第二和第四鎮軍隊未經指示即展開行動，第四鎮軍隊變得無法駕馭，以致稍後即被解散。
共進會代表所活動的南方省份，當地秘密社會的組織與紀律亦不好。他們缺乏耐心而且過分自信，似乎渴望不惜任何代價以持續其強大的反滿武力的形象。1909年他們計劃在廣西暴動，要求孫武至該地，但當他抵達廣東時，暴動已經爆發，且由於缺乏紀律而慘敗。
孫武回到湖北以後，政策有了重大的轉變。他現在確信秘密社會分子武裝差、訓練壞，難以駕馭，且容易滋事。孫武對於他們失去信心，這不僅因為過去數年一連串暴動皆失敗，而且因為這些人不配作為政府的現代軍隊，這種軍隊應具有良好的訓練、紀律和充分的裝備。若革命是暴力行動，那麼就亟須一部分維持舊政體的武裝力量作為支持。
自然，孫武應該轉而采用新軍士兵作為武裝工具，因為地方的革命黨人早已在他們之中策反了數年之久了，這一點後來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孫武和他們有良好的關係，他們提供孫武關於地方當局行動的有用資料，使他能夠著手一個新的計劃。
政策的轉變賦予共進會新的性格，這由共進會策反駐在武昌的三十二標新軍所用的方法上可見。共進會有嚴格的規條，根據這些規條，會社的目的是“雪恥複國”，宣稱其基本上是一軍事團體。雖然會員資格也開放給商界和學界中有興趣者，但是重點仍放在軍事行動之上。革命黨人的代表，由每個軍隊單位中選出，負責執行政策，更重要的是在革命發生時擔任指揮。代表有權決定新同誌的加入，新成員須經由三個舊會員介紹，並簽署誓言，發誓願意接受所有規條的約束。以金錢支持組織亦為代表的責任，而普通會員則可自由捐獻，普通會員的責任是招募新同誌，若有能力則在財源上支助組織，並保持行動的高度機密。一般性會議由團（標）的代表主持。要求每一個會員參加，並給予發表意見的機會。特別會議不需法定多數即可召開，但事後必須把經過傳達給所有其他會員。而且，有獎懲會員的規則。
在對外事務方麵，共進會表示願意與其他革命團體合作。每當需要和這些團體溝通或交換意見之時，盡量派遣代表聯絡而不用通信方式。在必須通信的情況下，以秘密語言表達，並派人專送。成員之間的通信不得涉及機密事件，特例除外，但信件仍須經過代表檢查、派人專送並在看過之後燒毀。
在征募新會員方麵，規定隻可向親近的朋友進行。某些會員被指派擔負觀察政府行動的特別任務，被要求定期向組織報告。普通的報告透過代表的親信傳遞給代表，特別的報告須由個人確保安全。會員執行任務遇到危急情況時，必須準備犧牲自己。組織方麵盡可能保障其安全，若犧牲了性命，組織負責處理善後，並照顧其家屬之生計。
其他資料顯示，新成員被告知不得將其行動透露給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妻子、兒女和親戚。某些地方的人相信孫武是孫逸仙（孫文）的兄弟，增加了共進會的影響力，並吸引了很多跟隨者。
共進會所麵對的主要是財源的問題。共進會不似孫逸仙之組織要求華僑支助，共進會的財源由創辦者負責，而非普通會員的責任。其收入不僅不規則而且很少。1901年，孫武說服一名布商加入，他捐贈了一大筆錢，但到1911年共進會又陷入了經濟的困境。2月，擔任同盟會聯絡人之譚人鳳至武昌，贈款800元，作為籌備一切響應廣東起義的暴動之用，共進會的情況才有所改善。用這筆錢建立了幾處機關，包括坐落在武昌城軍營附近的同興酒館在內。每當贏得一個新同誌，就在賬目上登記，他曾向酒館賒賬。新同誌在同興酒館內，用暗語或某些會黨的規矩彼此問候致意，到了第四個月的月底，酒館因缺乏財源而被迫關閉。
共進會嚐試了各種籌款方式，但全部失敗。直到第三任會長劉公，帶著他父親準備為他至北京捐官的巨款到達武昌之後，共進會的情況才改善。劉公捐獻了5000元，使會社得以有力地擴張，接著吸收了一些小的研究團體，他們也同樣效力於推翻滿清。
三
共進會的擴展與重組，為湖北革命運動的推動，增添了充滿活力及令人鼓舞的氣象，也引發一個有趣的問題：共進會如何與同盟會聯結？一般人會相信共進會在結構及一般決策上，皆為同盟會的次級團體。因為共進會是由一個較大而複雜的組織所產生的小團體，共進會多半視之為革命運動的主流，故願意與它合作。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共進會雖然具有母體組織的一些基本目標，但實際上卻保持獨立的存在。由於缺乏組織上的地位，共進會不是同盟會在中國中部的機構，亦不可能是同盟會東京總部屬下的一個省分部。而且，共進會的會員事實上並非同盟會的會員。例如孫武，直到1909年10月，他在廣西起義失敗後赴香港訪問期間，才加入同盟會。盡管馮自由稱此後香港和武昌的革命團體接觸頻繁，但共進會仍自由發展方略；共進會在1909年以後所獲致的新性格中，清楚地顯示出這個團體脫離其母體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