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加了同盟會的人也可以隨意加入其他組織。這在當時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就像一個人可以既參加這個社團，又參加別的社團一樣。秋瑾即是一個例子。陶成章寫道：“秋瑾者，素熱心於辦事。凡開會時彼如有可到會之資格者，無不到；凡革命黨秘密會之有可入者，亦無不入。始與某某等十人，在橫濱相結為三合會。至同盟會成立，即又入同盟會（浙人之入同盟會者，秋瑾為第二人雲）。比返紹興，複由徐錫麟之介紹，乃又入光複會。”柳亞子又是一個例子。他在1906年到上海，“後來想進健行公學讀書，卻被高天梅拉去教國文。就在這個時候，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同時，複以蔡孑民先生的介紹，加入了光複會，算是雙料的革命黨了”。有趣的是：蔡元培這時已是同盟會會員了，接著又擔任同盟會上海分會會長，可是他卻繼續在那裏把一個同盟會會員發展為光複會會員。
這些同盟會會員在參加其他組織時，並不需要經過同盟會組織的批準。他們在這些組織中的活動，也不代表同盟會，甚至和同盟會的組織沒有多少關係。武昌起義時，湖北的兩大革命團體是文學社和共進會。查一查有關人員的經曆，可以發現：文學社的領袖蔣翊武、劉複基是同盟會會員；而共進會的重要領袖孫武、劉公、張振武等也是同盟會會員。但他們回到湖北後，無論在文學社中，或是在共進會中，都不是以同盟會會員的身份從事活動的。這兩個組織雖然都在湖北新軍中從事革命活動，最初卻互不相謀，甚至還存在相當深的隔閡。以後兩者的聯合，也並不出於同盟會組織的策劃。
同盟會組織上的這種嚴重弱點，到武昌起義後就更加突出地表現出來了。
那時，各省紛紛獨立，革命風暴迅速席卷全國。在革命高潮中，原來讚成革命、同情革命以至反對革命的各色人等，大批地湧進革命隊伍，都自稱為革命黨。同盟會的組織在一片茫茫人海中已經基本瓦解。一部分同盟會會員與舊勢力合流，沆瀣一氣，而對自己原來的同誌卻盡力傾軋排擠。就是堅持革命的同誌，彼此間保持的也多是個人與個人的曆史關係，並不是組織上的聯係。居正描寫當時的情況說：“中國同盟會，辛亥革命初期不立名目，但各主事人心目中，有個認識：是同盟會中人，則放心任以要職；不是同盟會人，則須慎之又審。”當留居東京的同盟會庶務劉揆一、會計何天炯“匆匆歸國”後，那個原來就時斷時續、若有若無的同盟會本部也不存在了。居正繼續寫道：“南京政府成立，孫武等不得誌於南京政府，胥動浮言。本部又無組織，人事紛乘，變相百出。”在這種情況下，一部分會員“認為同盟會一潰，則革命起家之事業，百無一成，反留臭名於千載。於是賃定房屋（南京成賢街），推定職員，著手籌備。選拔各省代表（原在東京任省支部長及本部幹事、各地主盟者為合格）以三月初三日，於南京三牌樓第一舞台開全體大會，製定會綱，選定職員”。這個民國初期的同盟會本部，實際上已是在經過一度無形解體後重新建立起來的了。
我們再來看光複會。
光複會的入會手續在前期也比較嚴格。“會員入會時，須選一極秘密的地方舉行入會儀式；要刺血和對天起誓，表示革命之決心”。據參加光複會較早的陳魏回憶：“記得我入會時曾對天發誓，說過這樣四句話：‘光複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會員彼此都不相識，隻有在共同參加多次會議和秘密工作之後，才互相知道是會員”。魯迅也是早期參加光複會的留日學生。當時，他的弟弟周作人跟他一起在日本留學。但參加光複會這件事，魯迅卻從來沒有向周作人提起過，確實是嚴守秘密的。
光複會成立後，它的重要領袖徐錫麟、陶成章、秋瑾等積極奔走革命活動。但除秋瑾外，其他人對發展光複會組織都並不重視。光複會的組織似乎也缺乏經常的活動。在他們積極從事的那些革命活動中，重要的骨幹分子有的是光複會會員，有的並不是。例如被稱為“光複會在浙江的聯絡點”的嘉興溫台處會館，它的主持人敖嘉熊和魏蘭盡管同陶成章等關係十分密切，但當時都不是光複會會員。反過來說，秋瑾在浙江積極展開革命活動時，光複會會員蔣尊簋正擔任浙江新軍第二標標統，卻同這些活動並沒有發生什麼幹係。這種看來十分反常的現象，其實並不反常。因為光複會這個組織和同盟會一樣，本來就十分鬆散，缺乏作為一個組織的經常活動，會員入會後也不受到組織的嚴格約束。
把同盟會和光複會組織上的這種特點弄清楚了，就可以進一步考察它們的相互關係了。
二
長期以來，有一種流行的說法，認為中國同盟會的成立是由興中會、華興會和二光複會聯合而成的。這種說法追溯起來，在馮自由等人的著作中早已有了。以後，以訛傳訛，幾成定論。可是，並不符合曆史事實。
光複會和同盟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這種不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同盟會成立時，宣布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接著，孫中山又在《民報》發刊詞中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也就是三民主義。光複會的宗旨卻側重在反滿。前麵說過，它的誓詞是“光複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這四句話。而它的會名稱作“光複”也反映了這一點。章太炎曾對“光複”這兩個字作過多次解釋。1904年5月，他寫道：“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製同族，謂之革命；驅逐異族，謂之光複。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複也，非革命雲爾。”同年7月6日，他又寫道：“吾之序《革命軍》，以為革命、光複，名實大異。從俗言之，則曰革命；從吾輩之主觀言之，則曰光複。”可見，他們雖然也同意革命，但主觀上的著眼點還側重在“光複”，也就是所謂“驅逐異族”。這和同盟會的宗旨並不相悖，但要狹窄一些。第二，同盟會是一個全國性的革命政黨，它的會員幾乎包括了全國各省的人。光複會卻有濃厚的地域性。它的會員大抵都是浙江人，而且多數又是紹興府人，如蔡元培、陶成章、徐錫麟、秋瑾、魯迅等都是。這比起同盟會來，也要狹窄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