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舉義前夕，福建留日學生中之同盟會員林文等數十人前來赴難，上海同盟會領導人陳其美、宋教仁等亦搭輪南下。林文等及時趕至廣州，陳、宋到港時則廣州已發，不及參加。不幸，廣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於壯烈戰爭後失敗，各省布置之力量均未敢輕於發動，而黨人悲憤之情緒則因廣州之失敗而極度高漲。
論著有謂廣州之役失敗，同盟會人遭受慘重之犧牲，從此一蹶不振者，揆諸事實，則未盡如是。廣州一役，同盟會之損失誠然不為不大，若幹黨人誠然亦有失望挫折之感傷，但同盟會在各省的力量無損，革命的形勢卻因廣州起義的壯烈而更為有利。此一情形，孫逸仙、黃興均曾言之。黃於1911年5月21日致書加拿大同誌稱：
（廣州之役）迫於發動，遂無成功，幸新軍不致受影響。同人等為大局起見，亦遂電止各省，不使遽發。……所幸事後人心益憤，今雲南、廣西幹部將弁學校俱已畢業，更加入同誌數十人為新軍將領。直隸第六鎮吳六征（按為吳祿貞，黃興故意書為六征，以免於吳不便）為鎮統，密召其心腹同誌於各省，使到其軍為臂助。江南聞廣東軍起，有數營露甲而起，幸為標統某同誌婉止。廣西同誌蔡鬆坡調往雲南總攬新軍之事。凡此皆軍界愈見進步之情形，而鐵路國有問題激動民心，更使廣東、兩湖、浙江、四川五省反對（清）政府之氣益熾。
孫逸仙於1911年7月28日致函越南同誌劉易初時，亦論及廣州失敗後之形勢：
此回省城之事雖雲失敗，然其影響世界各國，實非常之大，而我海內外之同胞，無不以此而大生奮感。且粵省不過一部分謀泄，迫動軍界會黨，我之勢力依然。同時如雲南、四川等省，當時約為響應者，粵東有失，不能遽起，然其力必更膨脹，故更思設法籌大款，為再舉之計。
廣州之役失敗後96日——1911年7月31日，同盟會中部總會在上海成立。這一組織，“奉東京本會為主體，認南部分會為友邦”，而以策動長江流域各省革命為主旨，實為同盟會勢力的再興。三位主要的負責人譚人鳳、宋教仁、陳其美，皆為同盟會之中堅分子，且均曾與議廣州之役者，其欲繼廣州失敗之後再開新局於華中，乃為當然之事。此會成立，使長江中遊與下遊的革命活動聯為一氣，於武昌革命的爆發，實具激勵與催生作用，無怪其發起人之一的曾伯興於論及辛亥革命的各方因素時，曾謂：“此滿清之亡，亡於中部同盟會，亦即亡於黃花崗之七十二烈士也。”
四、同盟會與四川保路運動
廣州之役失敗之後，武昌起義發動之前，四川發生了聲勢浩大的保路運動，亦即是曆史學者所熟知的川路風潮——四川紳商各界為反對清政府將川漢鐵路收歸國有，而誓死力爭的反抗運動。這一運動，係由四川紳商——大部分為立憲派人——所發動，其初期除爭取路權外別無其他政治意義，已屬定論，全漢升、張朋園均有專著論述。惟其後期由於同盟會人的參與而轉變為群眾性革命運動，迫使清政府不能不派端方抽派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因而創造了武昌起義的有利時機，亦屬不容置疑。時人最平實的論斷是：四川路潮是武昌起義的導火線，或謂川路風潮是武昌起義前的一把革命火炬。
同盟會員如何能將四川“和平爭路”的運動，轉起為烽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的革命浪潮？這不是偶然的轉變，而是有其必然的因素。這些因素，存在於清四川當局、四川士紳、同盟會黨人及四川民眾等方麵。而就同盟會黨人方麵而言，則已具備了兩項足以控製形勢並轉變形勢的優越條件。
其一，同盟會在四川有豐厚的力量。依據同盟會成立初期（1905—1906）原始會員名冊，籍隸四川者127人，人數之多僅次於廣東、湖南，居第三位。這些會員中，有的係由孫逸仙親自主盟，有的曾親與孫逸仙談論革命進行方針，如餘英、黃樹中（複生）、謝奉琦、熊克武等人，都是信心堅定，氣節昂揚的青年誌士。彼等於1906年相繼回川，計劃起義，於是有1907年同盟會員在四川江安、廬州、成都、敘府等地的武裝起義，以及1909年的廣安、嘉定兩役。他如1907年的鎮南關之役，1908年的雲南河口之役，1910年汪兆銘謀刺清攝政王載灃事件，1911年的廣州之役，均有川籍同盟會會員參加，他們於這些革命戰役中，有的被捕，有的被殺。
川籍同盟會員在學界，在新軍，甚至在立憲派人士占絕對多數的諮議局內，都有強弱不同的潛勢力。就學校而言，重慶府中學堂是同盟會重慶機關部的所在地，監督楊庶堪、學監張培爵，教員向楚、黃聖庠、熊兆飛、周國琛等都是同盟會會員。川東師範學堂監督楊霖，學監朱之洪，亦均為歸自東京的革命同誌。他如永寧中學、嘉定學堂等，亦設同盟會機關部。就新軍而言，歸自日本軍事學校的官佐，率多為同盟會人，薑登選、方聲濤、劉存厚、程潛、範慶泉、張次方、陳錦江、夏之時等，乃其著者。據程潛自述，他於1908年奉調入川訓練新軍時，曾受同盟會委派為長江上遊聯絡員。四川諮議局的105名議員，什九都是立憲派人，然其中亦有未曾暴露身份之同盟會會員5人：龍鳴劍、江潘、劉聲元、程瑩度和張善子。
同盟會人能轉變四川保路運動的第二個條件，乃是同盟會主要領導人在輿論方麵的鼓吹，造成了有利革命進行的形勢。這一方麵，宋教仁在上海《民立報》連續發表的幾篇評論川局的專文，發生了極大的效果。宋認為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是“倒行逆施”的行為；指斥清政府的立憲，純為虛偽的行動；鼓動四川及其他省份民眾采取一致的行動，去從事革命。宋有一段話：
假令川人潛察政治盛衰倚伏之故，達觀世界大勢變化推移之數，不複規規於爭路，由消極而進於積極，為四萬萬漢、滿、蒙、回、藏人民首先請命，以建設真正民權的立憲政治為期，湘、鄂、粵人及各省人亦同時並發，風起水湧，以與川人同其目的，吾恐數千年充塞東亞天地之專製惡毒，或將因此一掃而盡，亦未可知，區區借債奪路之虐政雲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