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全國災情較輕，一般省份大抵隻有局部的水旱偏災。稍重者為直隸，春夏苦旱，“麥苗盡枯”，7月間又遭水患；浙江先潦後旱，災歉幾遍全省；廣西有較嚴重的旱災，由於收成大減，而且“饑荒已連綿多年”，發生了人吃人的慘相；山東利津黃河決口，周圍州縣為洪水浸淹。
1904年（光緒三十年）——黃河再次在利津兩度漫決，山東被淹地區甚廣。四川又一次發生大旱荒，川東北6府2州59縣亢旱無雨，“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幾有赤地千裏之狀”。直隸夏雨過多，永定等河決口，濱河州縣被水成災。雲南、福建、廣東、浙江、湖南、湖北、甘肅部分地區遭暴雨侵襲，“田廬漂沒，受災甚重”。河南先旱後潦，“收成歉薄”。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除一般省份有輕重不等之水、旱、雹、風、蝗、震等局部偏災外，重災地區為：雲南大水災，昆明水灌入城，“水勢洶湧，深及丈餘”，廣達11州縣的災區“民房田畝，概沒漂沒，災情奇重”。貴州鎮遠等三廳縣，淫雨成災，“秋收失望”，其餘州縣亦收成歉薄。江蘇沿海地方9月初風潮肆虐，“淹斃人命以萬計”。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全國災情頗重，不少省份發生特大洪災，少數地區又亢旱異常。廣東自春及夏，大雨滂沱，江水暴漲，廣州、肇慶、高州、欽州等地泛濫成災，秋間部分地區又遭颶風襲擊。兩湖地區春夏間連降大雨，江、漢、湘水同時並漲，“積水橫決”，“沿岸縱橫上下，各居民之生命財產付之一洗，數百裏間，汪洋一片”，僅被淹罹難者即達三四萬人之多。江蘇“水災之區，遍及八府一州，而江北徐、海、淮安各屬災情最重，難民尤多”，“糧食顆粒無收，百姓流離失所，慘不忍睹”。安徽於春夏之交，淫雨60餘日，山洪暴發，淮、泗、沙、汝、淝等河同時並漲，平地水深數尺，“上下千餘裏，盡成澤國”，“饑民餓斃者，日凡四五十人，有闔家男婦投河自盡者，有轉徙出境沿途倒斃者，道殣相望，慘不忍聞”。浙江8月間狂風暴雨，江流漲溢，湖水倒灌，水災範圍極廣，湖州府屬災情尤重。此外，廣西、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甘肅、山東、陝西等省，也有輕重不等的水災。但雲南則發生了“情形之重為曆來所未有”的大旱荒，“蔓延數十州縣”，“迤東、迤南各府赤地千裏，耕百獲一”，“餓殍相望，易子而食”。綏遠一帶也亢旱異常，且蝗害嚴重，百姓“四鄉流亡覓食，絡繹於道”。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雖沒有發生大祲奇災，但歉收地區頗廣。直隸近畿州縣春旱，至夏秋又連降大雨，永定河及北運河等決口，“收成大減”。湖南、湖北大部地區遭淹，高阜之區則“間受幹旱”。四川“初苦於旱，繼困於水”，成都等地8月中“先後雨暴風烈”，平地水深數尺，“以致田園、廬舍、城郭、橋梁都被衝毀”。福建部分州縣夏間“大雨傾盆，溪河暴漲，洪水奔騰”，“饑民待撫眾多”。江蘇、山東、黑龍江等亦先旱後潦，收成歉薄。此外，全省晴雨不均，分別發生水、旱、風、蟲、雹、震災害的地區還有安徽、浙江、廣東、雲南、山西、陝西、江西、甘肅、奉天、吉林、台灣等。
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全國災情較輕，一般省份大抵隻有局部的水旱偏災。稍重者為直隸，春夏苦旱，“麥苗盡枯”，7月間又遭水患；浙江先潦後旱，災歉幾遍全省；廣西有較嚴重的旱災，由於收成大減，而且“饑荒已連綿多年”，發生了人吃人的慘相；山東利津黃河決口，周圍州縣為洪水浸淹。
1904年（光緒三十年）——黃河再次在利津兩度漫決，山東被淹地區甚廣。四川又一次發生大旱荒，川東北6府2州59縣亢旱無雨，“郊原坼裂，草木焦卷”，“幾有赤地千裏之狀”。直隸夏雨過多，永定等河決口，濱河州縣被水成災。雲南、福建、廣東、浙江、湖南、湖北、甘肅部分地區遭暴雨侵襲，“田廬漂沒，受災甚重”。河南先旱後潦，“收成歉薄”。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除一般省份有輕重不等之水、旱、雹、風、蝗、震等局部偏災外，重災地區為：雲南大水災，昆明水灌入城，“水勢洶湧，深及丈餘”，廣達11州縣的災區“民房田畝，概沒漂沒，災情奇重”。貴州鎮遠等三廳縣，淫雨成災，“秋收失望”，其餘州縣亦收成歉薄。江蘇沿海地方9月初風潮肆虐，“淹斃人命以萬計”。
1906年（光緒三十二年）——全國災情頗重，不少省份發生特大洪災，少數地區又亢旱異常。廣東自春及夏，大雨滂沱，江水暴漲，廣州、肇慶、高州、欽州等地泛濫成災，秋間部分地區又遭颶風襲擊。兩湖地區春夏間連降大雨，江、漢、湘水同時並漲，“積水橫決”，“沿岸縱橫上下，各居民之生命財產付之一洗，數百裏間，汪洋一片”，僅被淹罹難者即達三四萬人之多。江蘇“水災之區，遍及八府一州，而江北徐、海、淮安各屬災情最重，難民尤多”，“糧食顆粒無收，百姓流離失所，慘不忍睹”。安徽於春夏之交，淫雨60餘日，山洪暴發，淮、泗、沙、汝、淝等河同時並漲，平地水深數尺，“上下千餘裏，盡成澤國”，“饑民餓斃者，日凡四五十人，有闔家男婦投河自盡者，有轉徙出境沿途倒斃者，道殣相望，慘不忍聞”。浙江8月間狂風暴雨，江流漲溢，湖水倒灌，水災範圍極廣，湖州府屬災情尤重。此外，廣西、四川、河南、江西、福建、甘肅、山東、陝西等省，也有輕重不等的水災。但雲南則發生了“情形之重為曆來所未有”的大旱荒，“蔓延數十州縣”，“迤東、迤南各府赤地千裏，耕百獲一”，“餓殍相望，易子而食”。綏遠一帶也亢旱異常，且蝗害嚴重，百姓“四鄉流亡覓食，絡繹於道”。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雖沒有發生大祲奇災，但歉收地區頗廣。直隸近畿州縣春旱，至夏秋又連降大雨，永定河及北運河等決口，“收成大減”。湖南、湖北大部地區遭淹，高阜之區則“間受幹旱”。四川“初苦於旱，繼困於水”，成都等地8月中“先後雨暴風烈”，平地水深數尺，“以致田園、廬舍、城郭、橋梁都被衝毀”。福建部分州縣夏間“大雨傾盆，溪河暴漲，洪水奔騰”，“饑民待撫眾多”。江蘇、山東、黑龍江等亦先旱後潦，收成歉薄。此外，全省晴雨不均，分別發生水、旱、風、蟲、雹、震災害的地區還有安徽、浙江、廣東、雲南、山西、陝西、江西、甘肅、奉天、吉林、台灣等。
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除一般災情略似上年外，廣東、湖北、黑龍江的水災頗為嚴重。廣東春季亢旱，6月、8月、10月間，又迭遭大雨颶風襲擊，江潮暴漲，造成“倒塌房屋，傷斃人口，並有沉船、決圍、坍城、淹田等事”，災民們“生者鵠麵立，死者魚腹殮”，而且“被水之區甚廣，實為數十年來未有之巨災”。湖北夏間“淫潦為災”，“武漢三屬湖鄉顆粒無收，城內居民多處積水之中”，災區遍及29州縣，黃岡、麻城、黃安、潛江、黃陂等重災地區，“大半均成澤國，淹斃人口無算，災黎遍野”，由於連續五年遭災，百姓困苦不堪言狀。黑龍江入秋以後連降大雨，“嫩江水勢暴漲，沿江居民田禾多被淹沒”。
1909年（宣統元年）——甘肅連續多年幹旱，至本年夏間，旱情發展到頂峰，持續995天不下雨，發生了特大旱災。“今歲全省皆未得雨，旱幹更甚，麥秋已至，不獨無糧，且更無水，竟有人食人之慨”，“粒穀皆無，且飲水亦至枯竭，今竟呈析骸相食之現象”；夏秋以後，又複連降暴雨，黃河猛漲，沿岸居民淹沒大半。浙江則正好與此相反，春夏之交迭遭淫雨，積潦成災，杭、嘉、湖、紹、嚴5府田地被淹，有的田中積水逾丈；7月後，又連旱數十日，“田皆龜裂”，農民“有向田痛哭者，有閉戶自盡者”，當時報紙認為浙災可與“甘隴之奇荒”相比。與此同時，一些省份發生了相當嚴重的水災。湖北連續六年遭受水災，且災情較往年更甚。“此次水患延袤六府一州”，“鄂省各屬，凡濱臨江河湖港者，無不淹沒，秋收業已絕望，災區甚廣，饑民不計其數”。湖南也因夏季雨水過多，“沅、酉、資、澧諸水並漲”，荊江決口400餘丈，濱江濱湖各州縣田禾概遭淹沒，“均罹巨災”；流離轉徙各地的數十萬饑民，“靠剝樹皮、挖草根，勉強過活”。吉林省於7月初旬暴雨傾盆，鬆花江洪流陡漲，奔騰傾瀉，省城被水灌注，低窪之處，一片汪洋，周圍數百裏沿河各村屯，全數淹沒。廣東春夏間“風雨為災”，許多地方為水浸淹，“水退之後，輕者尚有收獲，或補種雜糧，重者淹沒無存”。此外，江蘇、安徽及黑龍江璦琿等地春旱夏澇，新疆、福建、雲南、奉天、廣西等局部地區大水，直隸、山東、陝西、山西等省則水、旱、風、雹兼具，加上台灣連續三次發生地震，這一年在全國範圍來說，是受災較重的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