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紳商階層通過同封建土地占有製的不解之緣，模糊了新興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的界限，使中國資本主義與封建性土地經營攪在一起。毋庸諱言，或由祖傳或經新置，一大批資產階級化紳商的確廣有田產，他們在經商管理、投資近代企業的同時，又繼續從事封建地租剝削，並未完全放棄傳統紳士生根立命之基。紳商曾鑄（花翎候選道）曾於“光緒間，購良田建瑞芝義莊”。另一名紳商楊宗瀚（被革道員）“有田二百八十餘畝，市房二十餘間”。紳商薛南溟（薛福成之子）家族“以土地論，鄰近田莊收買一空，複向遠處發展，如鄭陸橋一處即有良田三四千畝，設莊收租。綜計所有達四萬畝左右，地租收入，歲有二三萬石”。另據調查，蘇州上層紳商尤資甲、張履謙、王立鼇、潘祖謙、杭祖良等人，除經營店鋪、錢莊、典當、紗緞莊及投資蘇經絲廠、蘇綸紗廠等近代企業外，同時家中又擁有田產幾千畝或數百畝不等，年收田租最高達5萬元左右。
紳商階層中一部分人同封建土地占有製的密切血緣聯係，使他們始終與地主階級存在某些共同利益，難以割掉粗大的封建尾巴。而這又勢必影響到早期資產階級的素質，阻延其向更為純粹和成熟的資產階級轉化。不過，也必須看到，田產經營畢竟不是紳商經濟活動的主導麵，在本質上，紳商的經濟利益是同城市商品經濟聯係在一起的。況且，祖傳田產通常屬封建大家庭所共有，不一定能準確反映紳商本人的經濟狀況。更何況，一大批紳商根本就沒有田產，與封建土地占有製不發生實際聯係。正因為如此，從部分紳商繼續從事封建土地經營的事實中，隻能恰如其分地抽繹出新興資產階級身上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結論，而不能夠據此斷言資產階級化紳商仍從屬於傳統紳士範疇，與地主階級並無本質區別。
紳商這一中介體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早期工商資產階級內部的集團界限。由於有“紳商”這一涵括性極大的籠統的社會群體認同，工業、商業、金融業以及農業等經濟分野和相應的群體意識反而被淡化了。多數紳商都是工商兼備，交叉投資，自覺或不自覺地延阻了資產階級內部正常的經濟分化過程。富有的買辦通過捐納擠進紳商行列，亦因此而模糊了該社會集團同一般民族私人資本的此疆彼界。1900年左右，上海的40個知名買辦，至少有15人出資捐了候補道台的職銜。大買辦如怡和洋行的唐廷樞、寶順洋行的徐潤、太古洋行的鄭觀應、魯麟洋行的虞洽卿（後改任華俄道勝銀行及荷蘭銀行買辦）等無一不捐有道台、觀察之類的官銜。其中徐潤一人於1862年“由監生報捐光祿寺署正”；1863年“在江南糧台報銷局加捐員外郎並報捐花翎”；1866年由李鴻章“奏保加四品銜”；1872年“在皖捐局捐升郎中”。以翎頂和財富為標識，資產階級人們不僅開門接納了這批帶有幾分“夷膻氣”的朋類，而且心悅誠服地奉上本群體秀異人物的桂冠。這樣，買辦能在商會一類資產階級社會組織中堂而皇之地據有一席之地，便不足為怪了。借用一位經濟史專家的話說，“在這些士紳、商人和買辦之間，劃一條嚴格的界限是很困難的，他們之間，是經常相互頂替、相互為用的”。
循著紳商這一中介透視點看去，中國早期工商資產階級顯然不是一個純血統的寧馨兒，而毋寧是在新舊交替時代和新舊社會群體的交融互滲中艱難問世的“混血兒”。傳統的陰影無時不在，無處不在，夢魘般地糾纏著它，使其注定要以一副孱弱的、發育未全的身軀走完曲折的過渡曆程。
實際上，一身而兼有幾重身份，同時涉足手工業、商業和土地經營；既以工商者自居，又繼續享有傳統社會的貴族、名流地位，這正好是早期資產階級的一個顯著特點。東方如此，西方亦複如此。其間隻有程度的差異，沒有本質的不同。馬克思曾經指出：“在英國，現代社會的經濟結構無疑已經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發展。但甚至在這裏，這種階級結構也還沒有以純粹的形式表現出來。在這裏，也還有若幹中間的和過渡的階段到處使界限規定模糊起來（雖然這種情況在農村比在城市少得多了）。”馬克思寫下這段話的時候，已是19世紀中葉，如果回溯到一兩百年前資本主義篳路藍縷之日，其階級結構之交錯雜陳、新舊營壘之壁壘未嚴當更為明顯。17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就存在一個由中小貴族、城市富商和富裕農民轉化而成的“新貴族”階層。他們名義上仍是“帶劍的騎士”，事實上已成為“財富的騎士”，或從事資本主義土地經營；或開設工場和經商。在經濟利益上同資產階級沒有任何本質的區別，構成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社會基礎之一。18世紀法國革命前夕，也有不少資產階級分子通過買官封爵，購置田產，廁身貴族的行列，稱之為“穿袍貴族”。如果說在英國是貴族的資產階級化，那麼，在法國則是資產階級的貴族化。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表現更為突出。封建等級製中的基石——武士階層逐漸發生分化，下級武士日益向商人階層滲透從而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充當了倒幕運動和明治維新的主角。德國也不例外，工業革命後很長一段曆史時期內，農村中仍是以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結合體——容克地主居於統治地位。既然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在其發展的早期階段，都有過那麼一段新舊社會勢力交融互攝、氤氳化生的曆程，我們也就沒有理由要求出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資產階級一開始就那麼純而又純。特殊的社會曆史條件，決定了中國近代資產階級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必然具有更為突出的“拖泥帶水”的不純粹性和不成熟性。紳商階層的出現即是其典型表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