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正月創刊的《湖北學生界》的情況也基本如此。在第1期論說中，還未標明革命，而是強調反帝和教育，看來受梁啟超等新民說的影響很深，到第5、6期，便宣布改名《漢聲》，斥責滿洲賣國，明確宣傳革命。當時如《浙江潮》等雜誌，也大都有與此類似的重要變化。而其中介環節，便正是這次拒俄義勇隊運動。有如《江蘇》雜誌所陸續指出：
鳴呼，我留學生何萬幸而遽邀革命之名乎？夫有拒俄之誠，而即蒙革命之名，方知自今以往世人之欲效忠於滿洲者懼矣。然使昌言革命，而徐圖拒俄之計，吾將不知彼滿洲者於我將奈之何？
今運動滿清政府之方針，既不可遂，則諸君與其為滿清政府刀頭之餓鬼，何如為革命黨之驍將乎？
由拒俄而反滿，由愛國而革命，“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滿；欲先排滿，則不得不出以革命”，這樣一種認識，人們首先是從1903年拒俄義勇隊運動的現實教訓中總結出來的。清政府是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這一革命派的宣傳主題也是最早從這次運動中概括出來的。
1903年也是革命派與改良派開始正式劃分思想政治界限的一年。在這以前，梁啟超作為戊戌被迫害者是深得革命派和愛國人士的同情的。他的思想言論，誠如革命派後來所指出，“雖然不敢說排滿，但法國美國意國革命的事情，他也時時提倡”（《天討·諭立憲黨》），也如梁自己所說，“我向年鼓吹破壞主義，辛壬之間（1901—1902年）師友所以督責之者至甚（指康有為等不滿意他）”（《答和事人》）。但“自癸卯（1903年）甲辰（1904年）以後之新民叢報，言政治革命（指改良、立憲），不複言種族革命（指反滿革命）”（《答報界歡迎會演說辭》）。原因就正在於“見留學生及內地學校……頻鬧風潮……雅不欲破壞之學說深入青年腦中”。這也很清楚表明了1903年拒俄義勇隊事件為起點的學生運動的巨大影響。可見1903年是中國思想界一大轉變的關鍵年頭，是革命思潮開始替代改良主義作為思想舞台主角的第一個年代。它為1905年《民報》創立和改良派《新民叢報》大論戰作了準備和先導。
不僅在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在組織上，也如此。一方麵，1903年之後，“出保皇黨以入革命黨者，不可以千數計”；更重要的是，以兩湖和江浙為基地的華興會和光複會也都是在1903年拒俄義勇隊的基礎上成立的。由“拒俄義勇隊”改組成的“軍國民教育會”，派遣骨幹回內地組織武裝活動，黃興、陳天華等人回湖南，成立了華興會，被派回江浙的龔寶銓和上海“中國教育會”、“愛國學社”的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組織了光複會，“光複會……源流則出自癸卯……留日學生所設軍國民教育會”。雖然從1903年到1905年，仍有一些高低波折，但總的說來是革命思想蒸蒸日上，一往無前。興中會、華興會、光複會在1905年合並組成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革命派有了統一的組織、綱領和領袖。然而沒有1900年和1903年，沒有自立軍運動和拒俄義勇隊運動，也就不可能有1905年的同盟會的成立。這兩個關鍵環節為同盟會作了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準備。
二、幾個代表人物
（甲）三個政治派係
上述興中、華興、光複是同盟會成立前三個著名革命組織。同盟會成立後，它們也並未減少或停止其各具特色的派別思想和派別活動。如何進一步研究、分析它們的共性與個性，也是迄今做得很不夠的課題。三會在形式上具有明顯的地域性，是某種封建傳統形式的同鄉會的變形，但即使從這種地區形式著眼，也可看出它們各有特點，這些不同地區的知識分子反映了各該地區一些不同的社會情況。興中會是以海外華僑下層為主要基礎，興中會剛成立時，華僑資產階級上層是支持的，但很快就轉向保皇黨了。興中會多活躍於河內、新加坡等外地，在國內影響並不很大。光複會則反映出江浙地區自耕農以上的農民階級的思想情緒，這與太平天國以後江浙封建關係為革命打亂，土地得到重新調整，自耕農大量增加，永佃製長久保持等等階級情況有關。江浙上層資產階級勢力很大，但大多站在立憲派一邊。光複會的活動主要放在聯係會黨，其整個力量實際並不很大。與興中、光複不同，華興會的基礎遠為廣泛，從陳天華強調中產階級革命到共進會以及日知會、文學社等等，它獲得了兩湖地區從資產階級中上層到開明地主士紳的積極支持，再加上會黨而特別是新軍中的巨大力量，它實際成為同盟會中實力最為雄厚的主幹勢力。同盟會中，湖南人數最多還是表麵現象，重要的是在這表層下麵的比較廣泛的社會力量。也正因為這個原故，反映在這三派的人物、思想中，便顯然各具特色。如果說，以章太炎為主要代言人的光複會更多反映出一種單純而狹隘的反滿革命和農民階級的意識形態，興中會以朱執信為代表，表現了一種激進的然而很難能為人所了解的社會主義思想，那麼，以陳天華為最早發言人的華興會的反帝救國思想，卻贏得了最廣泛的同情和影響。這種不同倒恰好反映了這三大派係社會基礎的某種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