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是這樣。自立軍的參加者在哀悼了自己的領袖和同伴後，大部成了堅決的革命分子，都很快投身於孫中山的旗幟下，成為繼興中會之後又一批革命活動家。自立軍的重要人物秦力山、陳猶龍等人跑到東京找康、梁算賬，秦與興中會人共同創辦《國民報》，自任總編輯，“開留學生革命新聞之先河”，並是最早（1901年）與改良派論戰的刊物。1902年秦力山與章太炎等人開“支那亡國紀念會”，秦成為溝通留日學生與孫中山的重要橋梁，如章太炎所記載：“孫公之在東國，羽翮未具，力山獨先與遊。自爾群士輻輳，歲逾百人，同盟會之立，斯實為維首焉。”此外，如黃興、禹之謨、楊篤生（時務學堂教習）、沈藎（自立軍右軍統領）、龔超、孫武等，都先後成為革命派的重要骨幹。在他們帶動下，兩湖地區（又特別是湖南）成為革命派勢力發展得最早最快和最有基礎和力量的中心地區。辛亥前，湖南曾被稱為“小法蘭西”。自立軍運動的十年後，辛亥革命終於在這個地區爆發和成功，並非偶然（武昌起義是以湖南焦達峰等人為主要後盾的）。這一直延續到五四運動、勤工儉學運動（湖南人最多）和大革命時代。兩湖（特別是湖南）的革命者始終前仆後繼，成為全國最富有生氣活力的中心地區，與此也是有關係的。應該說，兩湖地區這一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傳統，應該上溯到戊戌、庚子，也就是應追溯到“南學會”、“時務學堂”和自立軍運動的。
可惜迄今對這一關鍵環節的研究還很不夠，好些論文經常貶低自立軍運動，把它簡單地說成是戊戌變法的尾聲。其實，它並不是改良主義的尾聲，而倒是革命鬥爭的序幕，它不是終點，而恰恰是起點。自立軍運動及其失敗是使兩湖地區革命化的媒孽，對自立軍運動應該有一個符合曆史的實事求是的評價。
（乙）拒俄義勇隊運動
然而，就全國或就日益增多的留日學生全體說，情況還不是這樣。康、梁挾其盛名當時還為許多人仰慕和追隨，改良主義熱潮還占優勢。為什麼一定要革命？為什麼一定要推翻滿清政府才能救中國？許多人對這個道理並不清楚。從全局上改變這個局麵，不僅在兩湖地區，而且使全國大多數愛國誌士和先進分子決心走革命道路，使革命派在思想、政治、組織上來一個更大的變化，光自立軍事件是不夠的，它畢竟有地區局限，還要有一次更廣泛的震動。這次震動終於來了，這便是1903年發生的拒俄義勇隊運動。
1900年沙俄參加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以保護鐵路為名，占領我國整個東北地區。他們“殺人放火，把村莊燒光，把老百姓驅入黑龍江中活活淹死，槍殺和刺死手無寸鐵的居民和他們的妻子兒女”。到1903年4月，沙俄不但拒不履行剛簽訂不久的撤兵協定，而且向清朝政府提出七項要求，實際是要求將其控製和侵略我國東北加以條約化、合法化。這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學生作為先鋒群起抗議。北京京師大學堂的學生“鳴鍾上堂……登台演說”，發電各省學堂“稟請該省督撫電奏力爭”；武昌高等學堂“各處集會，有所商議，遂相約不登校”。留學生最集中的留日學生界更“聞之大憤，各省同鄉會紛紛開會研究對策”。四月初三，留日學生開大會，討論組織“拒俄義勇隊”，到會五百餘人，隨後，“福建、江蘇、湖北、湖南、浙江、雲南、貴州、廣東各開同鄉會，演講義勇隊事，莫不嘔心瀝血，沉痛悲切”，情緒悲憤激昂，十五六歲的小同學都以國亡無日奮起簽名，堅決要求北上抗俄，“舉座皆涕不可仰”，這可說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一次學生愛國運動。
學生赤手空拳，如何抗俄呢？當時義勇隊的規程是：“定名：學生軍。目的：拒俄。性質：甲、代表國民公憤；乙、擔荷主戰義務。體製：在政府統治之下。”最後一條表露了這個運動基本上屬於反帝愛國範圍，並無明確的革命反滿之意。抗俄義勇隊當時曾致電清朝政府北洋大臣袁世凱，“告以學生軍之組織，請隸其摩下，求其援助”。他們強烈要求滿清政府積極抗俄，不要再喪權賣國。也正是在這一愛國主義的旗幟下，這個運動把當時站在改良派政治立場上的許多同學大都卷進來了，成為在留日學生中具有空前廣泛基礎的一次運動。
但對清政府說，這種學生運動都如同洪水猛獸，認為這是“反叛朝廷”、“希圖作亂”、“名為拒俄，實則革命”，認為東京留學生“已盡化為革命黨，不可不加防備”。他們把這次義勇隊運動和唐才常的自立軍相比擬，認為“前歲漢口唐才常……托勤王以謀革命”，是以擁護光緒為名，實際進行革命，這次則是“托拒俄以謀革命，其用意與唐才常相似”，所以必須鎮壓。於是密令“於各學生回國者，遇有行蹤詭秘，訪聞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隨時獲到，就地正法”。抗俄有罪，愛國該殺，反動派對付學生運動曆來如此，這個頭，是本世紀初清朝政府開的。
然而，鎮壓學生運動總沒有好下場。正是這種鎮壓使人們的眼睛擦亮，認清清政府的性質，由愛國而走向革命。如果說，1900年自立軍運動的失敗使兩湖地區一部分人脫離改良主義的思想藩籬，拋棄了對清朝政府或地方官僚的幻想，迅速成為革命派；那麼，1903年拒俄義勇隊運動的失敗則是在更為廣泛的地區內，實現了這一點。1903年所以成為革命發展行程一個關鍵的轉折年頭，原因就在這裏。全國各報刊（主要是各地留日同學在日本辦的報刊）由溫和而激烈，由改良而革命，是在這一年。鄒容、章太炎的著名革命文章和轟動一時的《蘇報》案，是在這一年。陳天華影響極大的小冊子的產生，是在這一年。魯迅譯作《斯巴達之魂》提倡“尚武精神”和愛國主義，是在這一年……這一切都是與拒俄義勇隊運動所激起來的巨大浪潮密切相關。可以拿當時一個著名雜誌《江蘇》為例。1903年第1期《社說》盡管喊改革，倡武事，講政體，但主要還是抵抗侵略，並沒有革命主張。刊物用光緒紀年，在記事欄的時評中仍稱之為“皇上”，思想論調似尚未超出梁啟超的影響範圍，也就是大罵榮祿之類。到第2期介紹了“拒俄義勇隊”，慷慨激昂，論說也有所變化，字裏行間流露出一種“不得已”的過渡狀態，例如說，“自上讓之則可以無血，至萬不得已自下爭之，則曆史具在，吾色變，吾心疼，吾淚血，吾不忍言，吾又不忍不言”，但腔調和文體也還是梁啟超式的。到了第3期，論調大變，不再用光緒紀年，而用黃帝紀元，登出臆造的黃帝肖像，高唱民族主義，說“今而後吾以民族主義為宗旨”（《社說》），否則“國亡矣，歐族為主人，滿族為奴隸，我為奴隸之奴隸”，要求革命、反滿。第4期評《蘇報》案。第5期評沈藎案。這期另一篇時評中說：“由是觀之，滿洲者，大盜也，盜之魁也；軍機者，盜之軍師也；督撫者，盜之分頭目；州縣，其小盜也，胥吏差役，盜之嘍囉也。”到第6期社說厲聲痛斥梁啟超的論點，堅決反對立憲、改良，說“吾敢正告我同胞曰，公等今日其勿言改革，唯言光複矣”。這與年初第1期，簡直完全換了一副模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