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界革命化更突出表現於整個群體日趨鮮明的反清意向。早在1909年，守舊派中便有人憂心忡忡地說：自從平等自由、革命排滿之說倡行，少年後學“從風而靡”，“而其毒乃遍於學校，裂綱毀紀，視為當然，相習成風”。他舉例證明道：“有一人嚐食於我者數載，平居固甚馴謹也。入軍校數月，以假日來見，則革命排滿，信口讕言。責之以嚴詞，夷然答日：公無獨責我也，全校皆如是；公亦無獨責我校也、各校皆如是。使弗與之黨，將不可一日容。勢之所趨，非一二人能自立異也。”學界內部民主與專製的衝突，演變為學界與舊勢力的公開對壘。而處於政治熱點的學界又成為反清情緒擴散的淵藪，引起全社會觀念行為的強烈波動。
典型與一般相映證，學界革命趨向的普遍化表現為：
1.蔑棄以皇權為核心的舊權威秩序。學生們自行改用黃帝紀年，還經常故意大呼曆代清帝名諱。1908年，慈禧、光緒相繼而亡，學生以種種方式抵製清廷致哀戴孝之命，將宣統小皇帝的偶像統治視同鬧劇。蓄辮是清朝強加於臣民之身的統治標記，服飾則是等級秩序的重要體現，與專製製度根本相連。學生對此深惡痛絕，不斷掀起剪發易服風潮。1910年底風潮更波及京師和10餘省份。在上海張園剪發大會上，學生們宣稱：“吾人受發辮之辱二百餘年矣”，號召“同胞快快掃此奇辱，以圖自新”。視除辮為解放的先聲。
2.公開同情革命誌士，反對頑固官紳。浙江光複會起義失敗後，在一片血雨腥風中，學生們毅然為秋瑾集資修墓，學生王熙普特將此案“演成戲本，廣為傳頌”。同時“學界風潮大起，鹹抱不平，其播為詩歌，傳作告啟者，載在各日報中，連篇累牘”，痛斥清廷“野蠻”。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甫一月，高雷廉瓊欽羅崖陽八屬學會和惠州、潮州、嘉應州學會便聯合發起，邀集全省學界集會，“公訂追悼日期”，“以恢複軍人之榮名”。粵商自治會也起而響應。特別是高揭革命旗號的黃花崗起義後，時隔月餘，仍有女學生攜花圈花球到烈士陵前祭奠，“徘徊至數小時始行聯袂歸去”。湖北革命黨人被捕後，各校學生競相探視，聆聽革命宣傳，“獄中幾成為學生之俱樂部”。革命報刊橫遭封禁，學生也公開聲援。1911年廣州《天民報》因登載革命黨長文被勒令停刊，學生抬著花圈寶燭到報館憑吊，挽聯大書“問諸君待何時卷土重來”。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那些死心踏地反對和鎮壓革命的富紳，遭到學生的抵製打擊。秋瑾遇難後，巡撫張曾敭調往山西，學界聯合紳商通電力拒。標統李益智謀職廣西陸小，學生罷課驅逐之。知府貴福移官安徽寧國，各界集會抵製，學生首倡罷課退學，商界即以罷市響應。
學界革命化更突出表現於整個群體日趨鮮明的反清意向。早在1909年，守舊派中便有人憂心忡忡地說：自從平等自由、革命排滿之說倡行，少年後學“從風而靡”，“而其毒乃遍於學校，裂綱毀紀，視為當然，相習成風”。他舉例證明道：“有一人嚐食於我者數載，平居固甚馴謹也。入軍校數月，以假日來見，則革命排滿，信口讕言。責之以嚴詞，夷然答日：公無獨責我也，全校皆如是；公亦無獨責我校也、各校皆如是。使弗與之黨，將不可一日容。勢之所趨，非一二人能自立異也。”學界內部民主與專製的衝突，演變為學界與舊勢力的公開對壘。而處於政治熱點的學界又成為反清情緒擴散的淵藪，引起全社會觀念行為的強烈波動。
典型與一般相映證，學界革命趨向的普遍化表現為：
1.蔑棄以皇權為核心的舊權威秩序。學生們自行改用黃帝紀年，還經常故意大呼曆代清帝名諱。1908年，慈禧、光緒相繼而亡，學生以種種方式抵製清廷致哀戴孝之命，將宣統小皇帝的偶像統治視同鬧劇。蓄辮是清朝強加於臣民之身的統治標記，服飾則是等級秩序的重要體現，與專製製度根本相連。學生對此深惡痛絕，不斷掀起剪發易服風潮。1910年底風潮更波及京師和10餘省份。在上海張園剪發大會上，學生們宣稱：“吾人受發辮之辱二百餘年矣”，號召“同胞快快掃此奇辱，以圖自新”。視除辮為解放的先聲。
2.公開同情革命誌士，反對頑固官紳。浙江光複會起義失敗後，在一片血雨腥風中，學生們毅然為秋瑾集資修墓，學生王熙普特將此案“演成戲本，廣為傳頌”。同時“學界風潮大起，鹹抱不平，其播為詩歌，傳作告啟者，載在各日報中，連篇累牘”，痛斥清廷“野蠻”。1910年廣州新軍起義失敗甫一月，高雷廉瓊欽羅崖陽八屬學會和惠州、潮州、嘉應州學會便聯合發起，邀集全省學界集會，“公訂追悼日期”，“以恢複軍人之榮名”。粵商自治會也起而響應。特別是高揭革命旗號的黃花崗起義後，時隔月餘，仍有女學生攜花圈花球到烈士陵前祭奠，“徘徊至數小時始行聯袂歸去”。湖北革命黨人被捕後，各校學生競相探視，聆聽革命宣傳，“獄中幾成為學生之俱樂部”。革命報刊橫遭封禁，學生也公開聲援。1911年廣州《天民報》因登載革命黨長文被勒令停刊，學生抬著花圈寶燭到報館憑吊，挽聯大書“問諸君待何時卷土重來”。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那些死心踏地反對和鎮壓革命的富紳，遭到學生的抵製打擊。秋瑾遇難後，巡撫張曾敭調往山西，學界聯合紳商通電力拒。標統李益智謀職廣西陸小，學生罷課驅逐之。知府貴福移官安徽寧國，各界集會抵製，學生首倡罷課退學，商界即以罷市響應。
3.革命書刊廣為流傳，學生均以閱讀禁書為快，“重視之過於正課”。不少人因閱讀禁書屢遭處罰，由此引發的罷課退學風潮層出不窮。在學生堅拒之下，“在學校內禁閱完全成了具文”，而庇護之舉反被視為義氣美德。
4.小群體軸心的革命化。在清末，富於反抗精神與叛逆性格是學生首領的必備條件。黃花崗起義烈士中的林覺民、陳與燊、劉元棟，曾分別是福建高等、侯官高小的福州普通學堂的學生領袖，他們或為自治會成立時眾望所歸之人，或罷課時因“素為同學欽仰，舉為代表”，或以“不畏強圉”，“校中數起風潮，同班輒推君為魁”，革命組織及外圍團體更踞有核心地位。
5.革命激情成為強化學生鬥爭性，促其踴躍參與社會政治運動的催化劑。1905年後，國內學界不僅在曆次救亡民主運動中扮演主角，還發動罷課退學風潮342次。清廷曾發布上諭道：“比年以來，士習頗見澆漓，每每不能專心力學，勉造通儒，動思逾越範圍，幹預外事。或侮辱官師，或抗違教令，悖棄聖教，擅改課程，變易衣冠，武斷鄉裏。甚至本省大吏拒而不納，國家要政任意要求，動輒捏寫學堂全體空名，電達樞部，不考事理，肆口詆 ，以致無知愚民隨聲附和，奸徒遊匪藉端煽惑，大為世道人心之害。”視“學堂為致亂之階”。學生的行為當然受立憲派影響，但革命情緒激昂應是更深層的動因，否則很難理解他們對立憲派主張的走向取舍及其向武裝革命的自然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