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工業在中國城市的興起、發展，也改變著整個社會，使中國（首先是城市）逐漸形成一種新的社會結構，新興的階級力量隨之而產生，並同舊勢力和舊式領導集團進行較量。
城市既是商品流通中心，也是貨幣流通中心。隨著城市經濟的近代化，傳統的貨幣流通形式和載體也發生變化。首先是外國銀行相繼在通商口岸城市設立，控製中國的金融市場和流通領域。到1911年先後已有17家中國銀行開業。銀行業的發展對城市經濟的迅速增長影響甚大。
辛亥革命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全國範圍看是緩慢的、微弱的，農村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占主要部分；但從城市來看，經濟近代化則是十分明顯、突出。
2.政治方麵
經濟的變革必然帶來政治的變革。工業化進程不僅與政治結構的演變、發展相聯係，而且實際上要求政治結構同步走向近代化。民主製度同工業增長之間存在著某種內在聯係，隨著工業化的發展，“更為廣泛的社會階層也愈來愈趨於衝擊中央政治製度。他們不僅對其提出各種政治要求，而且也渴望參與中心領域、中心的象征和中心的外圍的定型。伴隨現代化的來臨而產生的主要社會運動，不論它是民族的、文化的、還是社會的，都不同程度地顯現出一種廣大階層日益參與社會中心領域的趨勢”。“越來越廣泛的階層更多地參與社會的事物和參與公民秩序，可被視為現代國家建設的兩個基本特征，他們標誌著一種新興的、在政治和社會方麵更開放的實體的建立。”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國家。19世紀下半葉以後，隨著近代工業的產生，中國社會階級結構發生較大變化，在城市裏，出現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由於經濟實力的不斷加強，越來越不甘心居於被統治的地位，要求改革傳統政治製度，讓資產階級參與政權。他們認為“政治不改良，實業難以興盛”。商人得參與政權，於是“人民利益擴張、實業發展”。“竊維中國病根在於上下不通。譬如人身血脈閡隔，寢成痿痹，勢必一蹶不振。今欲除此病根，非順民情，達民隱，開國會，設議院不可。”甲午戰後，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更熱衷參與社會事物，“公車上書”衝破了士人不準言政治的禁令，標誌著中國傳統專製統治被打開一個缺口，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開始試步於曆史舞台。此後，他們變得更加活躍，創辦報刊，組織學會，要求參與政治的呼聲日漸高昂，從而推動了“百日維新”的出現。20世紀初年，隨著資產階級形成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要求參與政治已不僅是呼籲而已，而是采取各種實際行動，對清朝統治者形成強大的壓力。在內外壓力驅迫下，清王朝被迫進行改革，從而使中國大眾參與政治獲得一定機會。
辛亥革命前，中國城市中大眾參與政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1）諮議局建立
1907年10月19日，清廷下詔在各省設立諮議局。次年7月頒發了《諮議局章程》和《議員選舉章程》。1909年諮議局在各省會城市正式建立。諮議局擁有一定立法權和監督行政、財政權，是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機構。諮議局的活動是模仿西方資產階級議會製度進行的，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專製統治的力量。同時也對資產階級和民眾進行了民主教育與訓練。
（2）地方自治局及城鄉自治公所的建立
在清廷謀求改革的背景下，各地以城市為中心，紛紛試辦地方自治，先後建立了一批地方自治機構。這些機構名稱雖異，但基本思想則是一致的，即希望仿照西方的下議院製和城市議會製，謀求公議地方之事。如1905年成立的上海總工程局，由議會和參事會組成。議會為代議機關，參事會為執行機關。議董、總董由上海紳商及各界商董秉公選舉；呈蘇鬆太道核準充任，任期4年。該局管理的事務主要有：戶籍、地產、收捐、巡警、消防、衛生、測繪、路工、路燈等，初具市政管理機關的若幹職能。
1907年，清廷正式提出舉辦地方自治，並頒布《城鎮地方自治章程》。雖然直到清廷覆沒，許多地方的城鎮自治機構還很不健全，大多數尚在籌辦之中，但它們的建立和初步活動，無疑對城市政治近代化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成為大眾參與政治的一個重要環節。
（3）各種政治團體、社會團體的建立
20世紀初年，清廷在內外壓力下被迫解禁，並且在《憲法大綱》中寫明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以法律形式肯定了集會結社的合法性。辛亥革命前，資產階級各派利用社會組織向清政府施加壓力，發起拒俄運動、抵製美貨運動、收回利權運動、國會請願運動等一係列愛國運動，對晚清政治改革，提高民眾政治覺悟和參與能力，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加速了城市政治近代化的步伐，為政治權力從傳統領袖手中向現代化領袖手中轉移做了一定程度的準備。
3.思想文化方麵
在近代化進程中，思想文化方麵的變革對其他方麵的變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方麵的變革尤其劇烈。這種變革主要是在城市中進行，而與農村卻無多大關係。但在鴉片戰爭後的幾十年間，西方的知識和思想觀念仍然通過各種渠道如涓涓細流滲入中國，首先在通商口岸城市傳播，並輻射到內地城市，找到擁護者、再傳播者，直接引起城市思想文化的變化。
（1）價值觀念等意識形態的轉變
辛亥革命前，近代思想觀念的變化是多方麵的，首先是世界觀念的變化。長期以來，在中國統治者和士人中形成了一種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觀念：中國是人類文明的中心，所有的外國人都是未開化的蠻夷；中國皇帝是君臨天下的萬王之王；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主要是朝貢關係和宗主藩屬國關係。但鴉片戰爭和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中國的形勢發生了劇烈的變化，以中國為中心的夢境幻滅了。較多的進步人士逐步認識到中國僅隻是世界眾多國家中的一個，而不是中心王國，中國文明也不是完美無缺的，應該重新認識中國與世界。如曾紀澤說：對西洋諸國“安可因其禮義教化之不同，而遽援尊周攘夷之陳言以鄙之耶”？郭嵩燾也指出：“非謂盡地球縱橫七萬裏，皆為夷狄，獨中土一隅不問其政教風欲何若，可以淩駕而出其上也。”隨著中國與世界聯係不斷加強，中國人日益走向世界，一批又一批的先進中國人對西方文明作出積極的回應和探索。從“師夷之長技以製夷”到“中體西用”，從“中道西器”論到“中西會通”論，從以夷為師到中西文化論，學習西方已成為重要的社會思潮。人們對世界的認識已從僅了解西方的堅船利炮等器物發展到對西方的各門類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引進和學習。他們已能從宏觀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的發展，認識到“今日之時代，帝國主義最發達之時代也”，“帝國主義之方針，則以殖民政略為主腦，而以租界政略、鐵道政略、礦產政略、傳教政略、工商政略為眉目，用以組織此殖民政略，使達於周密完全之地”。同時他們對20世紀初年中國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和麵臨的危機也有較清醒的認識：“自民族主義一變而為帝國主義，亞洲以外的天地，一草一木無不有主人翁矣。鷹瞵虎視者數強國……危哉中國，其為各國競爭中心點也”。世界觀念的變化使進步的中國人產生強烈的危機感和緊迫感，推動他們進行反侵略、反專製統治的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