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辯論，從20世紀初年開始，到1906年的《民報》和《新民叢報》的論戰達到了高潮。辯論的結果，革命派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到這年年底以後，雙方的重點都轉入實際行動：革命派到南方發動武裝起義；而立憲派先後組織預備立憲公會、政聞社，以後發展到請願立憲運動。這事實上仍然是那場辯論在實踐中的繼續。
這當然不是什麼局部性的枝節問題，或隻是什麼方法之爭，而是鮮明對立著的兩條道路。事實證明：革命派的方向是對的，立憲派的方向錯了。
我想，這樣說並不是“老生常談”，而是不能不說的前提。否則，辛亥革命中先烈們所流的鮮血就成了多餘的。這不僅將使先烈們難以瞑目於地下，而且是非不明，連後生者也會在心中感到嚴重的不安。
還需要指出：立憲派代表的是上層資產階級，並且是剛由或正由地主階級轉化而來的那部分上層資產階級。他們往往本身就擁有大量封建地產，並同封建官府有著密切的血緣關係，是地主和資產階級一身而二任的。因此，他們兩重性中的消極方麵，不僅是一般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且有濃重的封建性。這又決定了他們的政治態度，在革命大風浪麵前，常常竭力地反對革命，竭力地維護封建主義的許多東西。這是它的反動的一麵，而且是有著深刻的根源的。
那麼，是不是要對立憲派全盤否定呢？不是。應該承認，過去近代史的研究中對戊戌變法後的立憲派，常常采取一筆抹殺的態度。對他們在思想啟蒙、參加愛國運動等方麵的積極貢獻，沒有給予應有的肯定。對立憲派中的複雜情況，也缺乏具體的分析。這是應該糾正的。
立憲派代表的既然是上層資產階級，它還是資產階級的一翼，並且同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仍有這樣那樣的矛盾。因此，在它的兩重性中，既有消極的以至反動的方麵，又有積極的方麵。這種兩重性是貫串於辛亥革命時期的全過程的。例如，在宣傳工作中，他們宣傳過愛國，揭露過清朝政府的腐敗政治，鼓吹過國民的責任，還介紹過不少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倫理學說，這些都是應該肯定的。在行動上，他們參與或發動的一些愛國運動，對提高群眾的覺醒程度也是有積極作用的。就是立憲運動，也不能說客觀上一點積極作用也沒有起。特別是，當時革命派著重進行的是革命必要性的宣傳和武裝起義的實際活動，對其他方麵的宣傳教育常常顧不上，有所放鬆。同時，他們在內地不能公開活動，而立憲派一般是可以公開活動的。在封建勢力比較強固而革命派的力量還沒有達到的地方，立憲派在啟蒙方麵所起的積極作用就更多一些。這些，我們都應該公平地給予肯定的評價，不能抱著罵倒一切的態度。
立憲派內部的情況也是相當複雜的，需要作具體分析。海外的康梁與國內的立憲派是有區別的。就是國內的立憲派，成分也很複雜，至少有三種情況。第一，是同鐵路投資直接有關的那部分資產階級。特別是川漢路、粵漢路沿線那幾省，不少人在鐵路方麵的投資比在工廠的投資要大得多。後來，清朝宣布把鐵路收歸國有，這同他們的經濟利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不能不起來拚命。這部分立憲派表現得最激烈，積極貢獻也比較多。第二，主要是投資工業、農場等，受封建官府的保護也比較多，張謇就是代表。他們特別害怕“秩序一破，不可回複”。盡管在有些問題對清朝政府有強烈的不滿，但總的態度還是千方百計加以維護。直至看到清朝必倒，舊秩序無法維護，才改變態度。第三，還有些經濟落後的地區，實在沒有多少資本主義，雖然也叫立憲派，其實與封建士紳沒有多大差別，這些人有多少積極貢獻就很難說了。至於以個人來說，革命派中有後來變得很壞的，立憲派中也有後來變得很好的，這是另一個問題，這裏不需要多說。此外，在不同時期內立憲派的情況也有不同，特別是1910年冬第三次請願失敗後，它本身又有分化，正如有的同誌指出過的：有的轉向革命了；有的雖還不讚成革命，但對清政府絕望了；有的還在維護，直到大勢所迫才改變態度；有的始終堅持反動。這些，都應該如實地恰當地給予估計。
曆史的現象總是複雜的。列寧曾經指出：“在具體的曆史情況下，一切事情都有它個別的情況。如果從事實的全部總和、從事實的聯係去掌握事實，那末，事實不僅是‘勝於雄辯的東西’，而且是證據確鑿的東西。如果不是從全部總和、不是從聯係中去掌握事實，而是片斷的和隨便挑出來的，那末事實就隻能是一種兒戲，或者甚至連兒戲也不如。”曆史研究工作者一定要從事實的總和去掌握事實，把一切恰如其分地放在應有的位置上。否則，就會各持一端，各執一詞，不利於問題的解決，甚至把問題引到不正確的路上去。
（原載《人民日報》1981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