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封建勢力的統治，實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滅它，決不是一兩次革命運動的衝擊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誠然沒有能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始終應該有一個清醒的估計），但它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把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製製度一舉推倒了，為此後的革命打開了通道。這種不朽的業績，難道不值得我們今天給予熱情的歌頌嗎？
而過去長時期中，辛亥革命的曆史地位確如林伯渠同誌當年所說的那樣，常常被過低估計了。這裏，除了認識上的原因外還有時代的原因。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皇帝，但並沒有從根本上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治，“革命尚未成功”。這是事實。因此，在我們黨領導的民主革命階段，許多同誌著重強調的常常是辛亥革命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一點來鼓舞人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繼續奮發向前，去奪取勝利。人們在現實生活中更強烈地感受到的也是這一點。這在當時是對的。可是這一來，對辛亥革命在曆史上的巨大功績，就常常來不及作出足夠的估計，甚至被有意無意地忽視或貶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幫”橫行時期，極左思潮泛濫，肯定辛亥革命的曆史功績，仿佛就成了替資產階級塗脂抹粉的莫大罪過，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更談不上對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評價。
現在該是時候了！辛亥革命離我們已經有70年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也已被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推倒了。我們完全應該也可以按照曆史的本來麵目，對辛亥革命的曆史地位作出更加實事求是的評價來！
二、關於立憲派的評價
同辛亥革命的曆史評價有著直接聯係，而在近年來被國內外學者談論得很多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立憲派的評價問題。
一些同誌提出了這樣一種看法：立憲派和革命派既然都代表資產階級，因而在本質上或目標上是相同的，隻是采取的方法有所不同。或者說：在辛亥革命準備時期，立憲派功大於過，它的積極作用大於消極作用。國外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導致辛亥革命的勝利，立憲派起著主導作用，它所起的作用大於革命派所起的作用。
這就涉及到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革命派堅持以革命的手段、以武裝起義的手段來推翻清朝政府，有沒有必要？這是不是多此一舉，或者是可有可無的？我想，無論如何不應該得出後麵那樣一種結論來。
討論曆史上的重大是非問題，決不能離開客觀形勢的全局、矛盾的焦點和當時把曆史推向前進的關鍵所在等前提，而孤立地就一個一個具體問題來考察。
當我們把目光重新投向20世紀初年時，那時的中國正處在極端深重的民族危機中。山河破碎，國勢危亟，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處在千鈞一發的危急關頭。亡國滅種的威脅，像一個可怕的陰影，時刻籠罩在每個愛國者的心頭。而當時統治著中國的清朝政府，不僅是封建勢力的頑固堡壘，並且已變成“洋人的朝廷”。煌煌上諭中公然宣稱要“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人民的愛國行動卻一味嚴厲地鎮壓。這個反動政府的賣國和腐敗，已經表演得淋漓盡致。人們實在忍無可忍，再也無法對它有任何希望了。
對這樣一個反動政府究竟抱什麼態度？是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去推翻它？還是維護它，隻乞求它作一些局部的改革？這是一個尖銳的、擺在每個愛國者麵前、誰也回避不了的問題。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許多愛國者當年曾熬過多少不眠之夜，經曆了多麼痛苦的思想鬥爭，才毅然決然作出自己的抉擇的。黃興在1902年和許多留學生一起到日本留學，尋求救國的真理。當時，在留學生的房間裏，對革命還是立憲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辯。黃興在辯論中，氣極了，把手裏的茶壺也摔了，表示他已經堅決地選擇了革命的道路。再讀一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林覺民的絕命書。他在信中對妻子說：“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之不當死而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這種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這樣高尚的革命情操，幾十年後依然能那樣強烈地扣動著每個讀者的心弦！
革命派認定：在這個政府的統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可能實現的。不推翻這個賣國政府，中國是一點希望也沒有了。這是現實迫使他們得出的結論。而立憲派卻喋喋不休地要人們去向這個反動政府磕頭請願，希望它作一點局部的改革；並且一再站出來攔阻人們走向革命，威脅說：革命就會造成內亂，造成瓜分，是萬萬幹不得的。梁啟超甚至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他們在當時激起無數愛國者那樣強烈的憤慨和反對，是毫不奇怪的。不對他們進行堅決的無情的批判，就談不上有以後革命的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