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後我參加李其綱老師組織萌芽筆會，十來個在萌芽上發東西的作者，在上海集合，然後開車前往浙江安吉。我第一次見到了修新羽，之前聽到這個名字以為是個男生，沒想到竟是個女生，並且還是個國家二級運動員。她高三剛畢業，準備去清華念書，我開始以為她一個人冷漠地站在那裏總覺得是擺架子，之後殺人遊戲玩到一起才意識她就是那麼冷靜的一個人，分析起來頭頭是道，也難怪總在《科幻世界》上發些莫名其妙的文章。
十五屆的時候我們在同一個考場。她就坐我右手邊。快開始比賽的時候李其綱老師走進來巡視考場，看到我們兩個，他咧開嘴笑，高聲對監考員說，這兩個人，一個是廈大的，一個是清華的，嘿嘿。我和修新羽都羞赧地笑了，看到李老師，多了分親切感。
萌芽筆會的時候我們遊山玩水，吃飯喝酒，他給我們調了黃酒加啤酒，莫名的話題，古怪的味道。他說，人的記憶真是個賤東西，五年十年後，可能你已經忘記了當年在某個地方和哪些人聊了哪些多麼高深有價值的東西，而偏偏記住了舌尖嚐到過的那股極好或是極壞的味道。
那幾天我們坐在一起聊了沈從文，聊了張愛玲，聊了小說聊了詩歌。可記住最深刻，確是李老師醉醺醺的樣子和那杯“黃啤”的味道。
六月份馬璐瑤就要畢業了，可惜我人在台灣不能看到她的畢業電影展映。半年前我們在學校附近一起吃牛排，她跟我說她打算拍一個關於河南醫院的紀錄片。那時候她的新書剛出來，一本弘一法師傳。她是這幾年從新概念出來我最欣賞的人之一，有想法，能靜下心。她大四上的時候跑北京跑上海麵試，讓我給她快遞她編的雜誌，後來她簽了一家北京的紀錄片公司。每次想起來我都很羨慕。從我們這個專業畢業，能夠繼續從事和文學有關工作的，實在是太少了。很多人逼不得已去考公務員，或者靠著經濟輔修學位去了銀行和企業。我仍在為自己的未來擔憂，為生計發愁。我常常安慰自己學中文的是無用之大用，卻又不得不自嘲自己其實什麼也不會。誌向頗高，天分不足。
新概念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變成了一個群體或是圈子的代稱。裏頭有太多太多各式各樣特立獨行的人。他們有的過得很好，出了國，或是不再寫作；而有的仍在苦苦地掙紮和追求，或是像我這樣，不知所措。我現在遇到他們這些人，總是忍不住去問他們在做什麼。好多人幹起了編輯的行業，跑去北京，合租一個五環外的窄房，每天累死累活擠地鐵到公司上班，對著電腦發呆，消耗著自己所有的念想。
一無所有。這種荒涼的情緒長久的蔓延在我身上。我恐懼自己也會這樣泡在無數人發過來堆疊的電子文檔裏發黴，什麼追求，什麼自由。
我總是問個不休。
我忽然的，就想起肖全拍攝《我們這一代裏》最紮眼的那張照片，是一個叫易知難的姑娘。八十年代，那個穿著長裙，拖著長長的辮子，長得耀眼的唱歌的姑娘。肖全在為她拍照片的時候，她坐在琴房裏麵，拿著煙灰缸倚靠著鋼琴，化完妝以後，慢慢抽煙，牆上掛的是陳逸飛油畫的複製品。她想著自己的生活：她要靠拍電視劇掙錢，養活在北京舞蹈學院進修的丈夫……她後來已經不再繼續唱歌，消失在我們的眼界中了。甚至很多人已經不再知道她是誰，隻是記得她的一張照片，定格在八十年代那個青春憂鬱的樣子。
新概念走到今天倏忽已經是第十五屆了，它的參賽主體早就從曾經八零後到現在九零後，又跨了一個年代。如果把這十多年前頒獎典禮上的合照都翻出來對比著看，你一定會驚人地發現裏麵有那麼多熟悉的麵孔和名字，卻也有那麼多陌生而冷落的人。想想當初若是沒有因為那篇小說而來參加新概念，沒有認識那麼多朋友和長輩，我都不知道自己讀著經濟或是法律，然後混混沌沌每天刷著績點念叨著出國又回來會是怎樣。人終其一生要找到一件熱愛並堅持走下去的東西有多難？
新概念的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了，人數在減少，耀眼的作品也沒有增加，可我相信它的初衷從未改變，它對那些愛寫作的少年來說，也仍舊是一個極好的平台。因為在這裏所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會給你足夠繼續走下去的動力。寫作像是一場漫長的修行，也從來沒有盡頭。
即使哪一天我不再有熱烈而充沛的激情寫著小說了，我也一定會滿足地對自己說，我曾經也有過追求想過自由，我並不一無所有，我沒有成為像《我們這一代人》中的餘華或蘇童，可我至少做了回相片裏的路人。我們青春裏彌足珍貴的記憶，是新概念喚起了那些最初最純真的衝動。
我躺在那張巨大的白色床單上想——我和我們，並不一無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