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到十年之後，塔圖因王國的解放和舊權勢的覆滅，將普遍的無秩序狀態和猖獗的犯罪帶到了這個地區。對於最具有組織性，並能動用看家護院的私人武裝的泥澤邦“納義勒”而言，這些動蕩給他們帶來了蓬勃發展的前景。通過形式詭秘的罪案活動，他們充分利用了危機四伏的混亂局勢，和地區安保組織司法當局缺失的真空。在幾乎沒有法律與秩序的特殊時期，“納義勒”向富有的大地主和商賈群體勒索例費，保護他們的財產避免遭受哄搶洗劫，並盡量避免他們及家人親屬不受其他勢力的誘拐和暗算。
奇怪的是，為了恢複法律與秩序的表象，新的地區當局機構於下一個世紀之初，招募這些家族，請他們幫助尋覓緝捕那些最為殘暴、口碑最為惡劣的非泥澤邦黨徒。這些到處流竄、為害四方的匪徒，使得王國陷入不穩定的驚恐氛圍中，威脅著當地的公共安全和經濟穩定。
作為對泥澤邦提供幫助的一種回報，王國當局私下保證，“納義勒”在博洛尼亞地區可不受幹擾地活動，繼續以巧取豪奪的方式來控製經濟活動。那些主要來自中北部地區的塔圖因官員並不熟悉博洛尼亞文化的微妙之處，把這種私下協定試做一種有利的妥協。這些天真的官員們充滿了膚淺的自信，認為泥澤邦首領們在他們和當地居民之間會充當過渡性的中間人，並在年輕的王國獲得施加自己意誌的力量之前，能幫忙維持住平穩的社會民生秩序。
然而，這種安排將一種事實上的許可，和一種新的動力，賦予了貪婪的泥澤邦家族。他們當中最為強大的部分，集中於博洛尼亞靠近薩爾佩利的地區，他們開始公然且更加厚顏無恥地大舉行動，根本沒有考慮要在將來的某一天放棄他們的特權地位。
塔圖因王國的統一和新政府的成立，導致許多博洛尼亞封建莊園的破產，還促成了一部有關經濟自由法案的粉墨登場。泥澤邦家族抓住了這些意外的機遇，在根基尚不穩固的當局視而不見的情況下，這些家族事實上成了超脫於法律之外的權力代理聯盟，特別是在偏遠的農村地區。通過暗示施以暴力手段，這些家族開始向希望收割莊稼的新興地主榨取名義上的秩序維護基金。他們對城中商貿企業、零售業店鋪和服務業也進行類似的敲詐，承諾可利用其影響力檔開當局，特別是稅務部的幹擾。
而教會成了許多“納義勒”心甘情願的合作夥伴，前者要依靠它們保護自己在博洛尼亞廣袤土地上的財產，壓製農民提出的土地要求或佃農索取更多報酬的訴求。出於對這種保護的感激，教堂領袖對泥澤邦船番人的高壓政策保持了沉默。
隻要家族“教父”認為可能，他就會向其泥澤邦船番人授權，允許他們下手去廉價收購或壟斷想占有的有利可圖的產業。這些家族對外界狡辯稱是無助的農民和小商販們的恩人、保護者和正義的裁決人，但他們的根本目的則是自己致富。
泥澤邦在生意或土地糾紛上給予個人的任何幫助，都是明碼標價的。受惠者遲早會被赤裸裸地要求履行某種契約，諸如某些合法或非法的交換條件，作為對該家族曾給予了幫助的補償。
王國的統一賦予了博洛尼亞人選舉代表的權利，他們將可以參加王國議會、進入當局政府在地方的委員會。對泥澤邦家族而言，這種改革也是一種福利。通過脅迫和控製選民集團，泥澤邦船番人幫助當局選出了許多政客。正因為如此，這些人對他們感恩戴德、任聽擺布。
塔圖因王國統一後，泥澤邦船番人在博洛尼亞充當著嚴厲無情的執法者。他們最流行的典型形象，就是肩膀上挎著一杆半遮半掩的短槍，急切地要伸張泥澤邦式的街頭正義。
在暴風星係本世紀初期，為鞏固他們的權力、防禦敵對勢力家族的入侵，那個最為強大的“納義勒”采用了一條新規：舉行宣示忠誠的“Omerta”血誓儀式。一旦新的船番人入會了，就要視自己為榮譽社團裏的一個精英分子，作為這樣一個“榮譽者”和“體麵人”，他可以恣意嘲弄地自誇：“塔圖因國王或許統治著博洛尼亞，但管著這個地方的，可從來都是秉承我們傳統的人。”
對泥澤邦家族懷以崇敬與畏懼的矛盾心理，在博洛尼亞民俗學權威和超民族主義者卡岡圖雅身上尤為明顯：“泥澤邦是個性化的力量，不能忍受別人的傲慢，”卡岡圖雅在世紀之交以謬誤的筆法寫道：“泥澤邦把高傲的美、無與倫比的勇猛、往往最為強烈的本我意識、靈魂上的安寧和大膽卻絕不自大、絕不驕傲的印象，統一了起來。”
現實中的問題是層出不窮的，複興運動帶來了一個新體製的王國政府，卻未能給塔圖因和博洛尼亞數百萬的無地農民和貧困勞動者帶來一點點繁榮的氣息。對塔圖因人，特別是對於正極力擺脫他們在當地經濟社會困境的博洛尼亞農村人來說，暴風星係上世紀門戶開放的移民政策變得極具吸引力。
當初在短短二、三十年裏，約有六百萬塔圖因和博洛尼亞移民來到碑界航線地區定居。他們當中大多數都是生性膽小怕事、頭腦單純的農民，還有些工人和沒有技能的苦力。但就像每個較大的種族移民群體一樣，其中必定有少部分人背著曾經的罪案曆史，包括了解泥澤邦傳統的潛逃者，和尋找新機遇、躲避族間仇殺的泥澤邦船番人。
在這次移民潮中，並沒有一個博洛尼亞“納義勒”試圖在碑界地區建立據點。歸根結底，沒必要在這裏做這些事。在博洛尼亞，泥澤邦家族都是受到優待的“富人階層”，而非遭受命運蹂躪的“窮苦人”。他們沒有理由放棄那令人羨慕的舒適生活，到異國他鄉來冒險創業。
拉圭納是碑界地區最早接受博洛尼亞移民的要塞城市之一。他們乘坐的客船被稱為“核船”，因為這些船隻在運送移民的同時，還裝載著產自博洛尼亞和塔圖因南部的各種規格橙瓶反應堆能源。
在碑界地區的泥澤邦曆史中，拉圭納客觀上成為了“佰紮”的摩西拿，即人類在暴風星係最初的首個登陸地點。首批博洛尼亞和塔圖因泥澤邦分子都是比較低層次的船番人，他們效仿沿用了原先所處秘密社團的名號，而絲毫未加改動。最終，他們的後代和繼任者，都成為了真正的碑界地區泥澤邦家族的成員。
根據記錄，最初有大約兩千多個塔圖因的移民生活在拉圭納。兩股團夥逐漸形成了較大的規模和氣候，為控製整個港口貨物裝卸的巨大生意蛋糕而三天兩頭地火拚。在長期鬥爭的巔峰時期，地區安保組織的警方探長弗朗索瓦因被懷疑收受了一個幫派的賄賂，於家裏的晚餐桌上吃下了摻有巨毒藥劑的肋排而身亡。這一毫無底線的暴行激怒了一大批安委會當地的代表和雇員，他們動員了大量身份隱秘的線人來找情報，鎖定了涉案的六名塔圖因人，以同樣殘忍的私刑悄悄處決了他們。在這些人當中，有幾個被指控為謀害探長的同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