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二十四歲的中央秘書長
“八七”會議後，黨中央遷往上海。新的黨中央在非常緊張的政治局勢和十分嚴重的全國範圍內的白色恐怖下，積極開展了大量的工作。
黨中央通過各種秘密渠道迅速向全黨傳達了“八七”會議的精神，派了一些同誌到湖南、湖北、廣東等地進行指導工作；黨中央先後組織發動了湖南的“平江起義”、湖北的“黃麻暴動”、江西的“弋橫起義”等革命的工農起義，有力地回擊了國民黨的瘋狂屠殺和血腥鎮壓，並開始把革命向農村推進，為壯大工農紅軍和開辟農村革命根據地提供了經驗，在這些軍事鬥爭中，直接打出了蘇維埃的旗幟，直接組織了由我黨領導指揮的中國工農紅軍；黨中央還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下，積極開展了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婦女運動，建立秘密工會，組織秘密學聯，並組織了一些城市的工人鬥爭。
黨中央到上海後，很重要的一項任務就是要進行極其艱難的組織工作，恢複、整頓和重建黨的組織，改變在嚴重白色恐怖之下全黨的散亂狀況。
在上海，很快地，黨中央便建立了秘密組織係統，建立了秘密工作機關，組織了全國的秘密交通網絡，並出版了黨的秘密機關報。
1928年1月，中央決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兼任組織局主任。周恩來即在中央擔負起處理日常工作的重要責任，他對於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工作，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以絕對秘密為原則”，要求黨的“機關群眾化和負責幹部職業化”。
父親隨中央遷到上海後不久，於1927年12月間，就被任命擔任黨中央秘書長的職務，協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處理中央日常工作。
除了列席和參加中央各種會議外，父親還負責文件、電報、交通、中央經費、各種會議安排等項工作。由於上海處於敵人的嚴密統治之下，周圍環境異常險惡，因此當時的中央領導同誌需要不斷地變換居住點和姓名，像周恩來這樣重要而又出名的人物，更是需要注意隱蔽，住處有時一月半月就要更換一次。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領導同誌之間，都互不知道他人的住處。而父親作為中央秘書長，則掌握著所有中央負責同誌和各處中央秘密機關的地址和地點，而且隻有他一個人掌握這些絕密情況。
中共中央的機關，當時一般都設在外國租界區，中央機關大部分設在公共租界的滬中區。
在鬧市中心四馬路（福州路）上有一個天蟾舞台，在舞台後麵的447號，就是黨中央的一個秘密機關。
這裏，樓下，是一家“生黎醫院”，樓上，則由熊瑾玎、朱端綬夫婦租有三間房子，作為中央政治局開會和辦公的地方。熊瑾玎扮成一個湖南來的經營土布土紗的商人，門上掛個“福興布莊”的牌子，當時人們都稱其為熊老板。從1928年11月到1931年4月間，中央政治局會議差不多都是在這裏召開。
1990年的時候，我去看望了一下革命老人朱端綬。其時，她已經82歲了，但還是精神抖擻，步態康健。
朱媽媽告訴我：“我是在1928年夏天到上海的，到了上海就認識你父親了。那時他才二十四歲。我們的機關在公共租界，我們這個機關一直沒有被破壞，直到1931年顧順章叛變，我和熊老板才撤離。你爸爸是中央秘書長，經常來我們這個機關，來了呆半天就走，有時隻呆一兩個鍾頭，辦完事就走。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會議都是在我們這個機關開。你爸爸管開會的議程，頭一次開會定好下次開會的時間。常委會人少，在一間屋子裏開。政治局擴大會人多，有時兩間屋子一起開。你爸爸常在會上發言。有一次他的發言我記得最清楚，就是李立三主張先取得一省數省的勝利，你爸爸反對，說國民黨有幾百萬軍隊，我們剛剛組織起來，沒有武裝，土槍土炮的怎麼打得贏？當時的書記是向忠發，一點本事都沒有，你爸爸和周恩來同誌他們，到過法國和蘇聯，知道的東西多。”
朱媽媽還告訴我：“我是專門在中央機關當交通，直接在你爸爸的領導下工作。從各地和蘇區來的報告，都是用藥水密寫在毛邊紙或者布上，由我洗出來，用明礬水洗，然後謄抄好。我抄的文件都是最絕密的，不出政治局的門。熊老板在秘書處搞特會（特別會計），也歸你爸爸領導。政治局這個機關歸我管，我除了抄寫文件和當交通外，還給來機關工作和開會的同誌燒開水、做飯。中央的同誌們都愛吃我做的幾樣菜，周恩來同誌愛吃我做的獅子頭，你爸爸愛吃辣椒。你爸爸性格挺好，平易近人，他比我大四歲，叫我小妹妹。你爸爸愛講話，也愛開玩笑，但很文雅。當時做地下工作，裝的是有錢人，所以要穿長袍，戴禮帽。你爸爸也是這樣的打扮。”
朱媽媽是在湖南加入黨的組織的，她到上海中央機關工作時才二十歲，由周恩來同誌介紹，她和熊老板一起“坐機關”，先是扮作假夫妻，後來於1928年8月結了婚，當時請了兩桌客，向忠發等中央的同誌，包括我的父親他們都去參加了，熊老板比朱端綬年長二十多歲。離開上海中央後，他們二人到湘鄂西蘇區工作，曾雙雙被捕。解放後熊老板生病在北京醫院住院時，父親還去看過他。熊老板先逝，朱端綬還健在，這對革命夫妻在上海地下工作期間，在中央機關裏，可以算得名聲不小，功勞亦很大的了。
1991年7月，我在北京全國工商聯的辦公地點拜訪了一位革命老人黃介然。他原名黃文容，1926年入黨，曾在上海中央擔任過秘書處長。1929年我的父親被中央派到廣西工作時，他曾接替我的父親擔任中央秘書長。他詳細地給我介紹了許多當時的情況。
黃老說：“我在武漢時，給陳獨秀當過秘書，中央遷到上海後，我先在黨的《布爾什維克》刊物工作，後在北四川路永安裏坐過機關，1928年夏天調任中央秘書處處長。我第一次認識你爸爸是在1928年。那時在上海同孚路柏德裏700號有一個兩樓兩廳的房子，那就是中央的一個機關，當時由彭述之兩夫婦、陳賡的夫人王根英、內交科主任張寶泉和白戴昆等同誌以房東房客的關係住在裏麵。實際上這個地方負責處理中央機關的日常工作，我們都稱這個地方為中央辦公廳。那時候恩來同誌和小平同誌每天都來這裏，中央各部分、各單位都來請示工作。屬於機關事務性的問題和技術性的問題，小平同誌作為秘書長進行處理解決。中央和各部門、各地區來請示的問題，如要人、要經費、彙報工作和請示中央的問題等等，恩來同誌能解決就當場解決，不能解決的和重大的問題，他就交到政治局會上去討論決定。恩來同誌實際相當於黨內日常工作的總管。我當時在黨刊工作，也是去請示工作，在那裏頭一次見到恩來和小平同誌。他們非常忙，我們請示工作的人很多，有時還要排隊在外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