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熹理學這裏理是圓的，可以滾動，沒有邊界。隻有上下，沒有多邊多棱多角的高山流水。隻有一二，沒有了三四五六七八。一切人或事物皆是圓的，可以上下左右滾動，可黑可白，可稀可疏，可剛可柔，可君可臣，可敵可友，可你可我，可東可西，可逢場作戲，八麵玲瓏，化動化止，化靜化安，而無需恐懼，憂慮，便可直接到達完美的彼岸。
他這種思想的確為宋後的政治生態帶來了轉機，給漢人在政治生態上帶來了擺脫長期受北方異族欺淩的麵貌，為漢人的擴大、發展、延續起到了難以評估的效果，為宋後漢民族融化異族起到了難以評估的效果，但是他的這種思想也把優秀的中國傳統文化送上了歸途。
其實這就是理學最大的善與惡。在萬事萬物達成到達彼岸的過程中，圓型的“理”要比多多邊多棱多角的“德、法”更能應對多邊內緣和外緣政治，其目的確實是好的。但是正是這個圓型的“理”把明清政治、人文、宗教生態推進到圓滑奸詐，佞臣倍出的政治時代。明清兩代是做人圓滑，為政奸佞，敬神糊塗，處事最二的時代，這便是凡事都講理的結果。
因為理是圓的，講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沒理，不講理，就是顛黑倒白、顛倒黑白的理，就是一切都可以圓滑處理，八麵玲瓏，刁鑽奸猾，萬事糊塗的理。
這便是朱熹“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事故”的結果，也是邵雍“本諸天道，質於人事”的結果，也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結果。最終完成了壓製“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的目的。
在宋代之前，中國人倡導用高尚的道德踐行天下。孔子的仁義道德在宋前是中國的政治、人文、宗教生態標準，所以你看到學習到中國唐代傳統文化真諦的日本，他們今天仍然崇尚精忠報國、孝順父母、仁愛正義、遵守規矩、廉潔不貪、知羞恥的忠孝仁義、禮義廉恥的道德標準。日本精忠報國是傳統的、發自骨子裏的，孝順父母在近代受西方文化影響有所減弱，但仁愛正義、遵守規矩、廉潔不貪、知羞恥卻非常明顯的高過受朱熹理學思想影響較深的韓國，韓國人連領袖都不敬畏，何來傳承孔子的仁義道德思想，他們敬的不是孔子而是朱熹。所以韓國人為人處事著重實際，看人下菜碟，講圓滑處事，講八麵玲瓏，講刁鑽奸猾，講萬事糊塗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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