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事實是人站在人與人、或人與事之間產生的第三性思維，是站在主觀思維之上即脫離主觀思維又依賴主觀思維的思維方法；客觀思維有從他性，因為它是拋棄了自我意識的思維方法，所以客觀思維看待事物的角度就脫離了主觀思維的角度，產生了利他或排他主義思維。正是客觀思維所站的視角不同，所以客觀思維產生了一定的公正性。如果想要客觀思維處於公正的位置，思維就必須推進到辨證思維的位置。但是，中國古典文化沒有“客觀思維和辨證思維”這兩大思維方式，至少缺失客觀思維方式。
到宋代，朱熹把“克己複禮”上升為一種普遍的天理，認定“克己”就是“窮天理，滅人欲”，人人都要克製自我意誌，戰勝自我私欲，成為一個踐行禮儀製度，處處守規矩的人。這就把主觀思維和肯定思維推上了極端。他認為“禮”如樹木的年輪是內有節，外有紋的天理，是已經既定的規矩，人人必須反複認識，在腦海中達成既定的事實，不得懷疑這是天理，並必須遵守。
朱熹這就把天命論和天理論推上了極端。
朱熹不但沒有將思維方法推進到客觀思維和辨證思維的界麵，反而加固了直觀思維和肯定思維的認知界麵，讓二元思維更加頑固了。
如果要保留、繼承和發揚中國古典文化就必須以批判的態度，來重新認識中國古典文化，以如孔子所言：“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這裏的“克己”並非朱熹所言的克製自私自欲，而是克服直觀思維方法下的淺薄認知，反複認知已有的存在。因為已經即成的事實必有其合理存在性，所以合理存在的既定規矩就必須接受，並且要反複認識，達成一日自省我身，重複思考已經存在的禮儀道德，反複比對已經存在的存在，反複思考已經“有”我的我，將思維站上客位思考的高台，三思而後行，這樣必然會得到天下歸於秩序的文明社會！
因此，所有的人倫秩序，法紀綱常皆要從客觀思維和辨證思維的高度來製定，讓人人盡力發揮自我意識，而“自我意識”正是每一個人作為人的本能體現。如果這個世界所有人都沒有“自我意識”，那麼，還能夠達到天下人人上下間愛的社會標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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