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公權和私權
人類天性就具備“公勻、公正、公平”之心，這是公權產生的起點。同樣人類天生也具有“自我、自利、自私”之心，這是私權產生的基石。人類具備公心是為了更好的融入社會，獲得幫助，得到安全，所以才產生公權、產生機構、社會和國家。而具備私心則是為了更好的生存生息繁衍，獲取自由，放飛自我，所以才產生單位、個體和家庭。而這一切又是通過政治權力來平衡來獲得的，而政治權力的概念非常明確清晰，就是區分你我，界定敵我，劃分公權與私權，正確應用人類的公私之心，並最大程度的平衡公權與私權，監督公權泛濫，限製私權膨脹，讓政治更清明，權力更主張，來造福民眾。但決不能不知權力的真正概念，將敵我混為一談，將公心和私心混為一談，不分敵我，不分公私，混淆政治，盲目集中權力，製造敵對緊張氣氛，愚弄民心，而導致政局混亂。這就是古代政治混亂，國家動蕩的症結，儒學盲目上位，擠壓外緣分權政治的生存空間，導致政治首腦出現意識分裂，致使國家航船失去前進的方向。
由此可見，區分你我，界定敵我，劃分公權與私權，並平衡公權與私權將是人類追求的終極目標！也就是說隻要人類存在，公權與私權就永遠並存，即不會出現完全的公權，也不出現絕對的私權。如果公權過度泛濫，必然民眾無法施展自我空間，社會矛盾就會激化，權力在尋找利益對象時就會無限製擴大對立麵，以至將民眾也劃歸利益獵取對象，進而侵占民眾利益。同樣當私權過度膨脹時，看什麼都是自己的，自由的因子充滿全身，任誰皆可侵犯，霸權油然而生，為獵取利益而四處侵犯。
但是中國傳統文化並沒有以上觀念，中國傳統文化來源於《易經》，《易經》被古代中國人尊為“儒門聖典”、“群經之首”、“大道之源”，並認為是自然理學與人文實踐的理論根源，是古華夏人思想和智慧的結晶。
可是你知道不？《易經》是純物性思維的文化，視一切生靈皆如物質。《易經》不含唯心思維，不含精神文化，沒有人性價值觀，也就是說《易經》與哲學邊都不沾。《易經》隻思考事物內在的發展規律，尋找事物運動中的運行軌跡，從中找到物質發展運動中的契合點，並發現和開拓優勝劣汰的良好契機，為人所用。
《易經》非常機械，非常物性，沒有唯心思維，沒有精神存在，不存在人性思維，更不存在憐憫性，根本不思維人性本質性的東西，隻在意事物內在的發展規律，從發展規律中找成敗，找得失，沒有“以主觀意識改變客觀現實”的唯心主義意識，“維利是圖，內抱貪濁”便是對《易經》的最好詮釋。古代中國人之所以物性思維非常發達，視生命如糞土，嚴重缺乏唯心思維，缺乏人性思維就在於此。
隻有不了解《易經》的人才會說《易經》是哲學著作，其實《易經》與哲學邊都不沾，如果你認為《易經》是哲學，那說明你啥也不是！
說古代中國古典文化是物性文化、泛神文化、階級等級文化，對唯心主義文化缺乏研究，可能有很多人不以為然。可是你看絕大多數古代中國人沒有信仰，不知道精神存在，不知道精神可以支配肉體，不知道天賦精神自由和人性平等，不知道以主觀意識改變客觀現實等等唯心主義的東西。古代中國從人文和意識形態領域都沒有唯心主義思維，視一切皆物，視人如物。既然人是物性的，那麼人就是肉，就可以食之。曆史有明確記載，唐末淮西軍與黃巢軍作戰，不帶軍糧，以食戰俘屍身充饑。可見沒有唯心主義思維多可怕。
同樣，古代中國的皇帝也是被物性化了的皇帝，物性化的皇帝隻是權利的替身而已，隻是內宮和大臣渲染權勢和爭奪權力的工具而已，其實內宮和大臣並不敬畏皇帝，包括所有民眾也不敬畏皇帝，皇帝的存在隻是代替物性化的“老天爺”在民間行使上天的職權而已。
這也是古代中國朝代更迭過快，皇帝往往在內宮和大臣操控下選擇幼弱來擔任的原因之一。因為選擇幼弱的、愚蠢的人來當皇帝，內宮和大臣更容易掌控權力。
在中國人看來皇帝本身就是物性化的，是下到在民間行使“老天爺”職權的替代品，任誰都可以擔當，何須敬畏呢？所以你看古代中國曆朝曆代都會出現內宮和大臣把皇帝當玩物的現象，玩轉就玩，玩不轉就廢，廢不了才會聽命於皇帝。
古代中國四百多位皇帝中，真正擁有自己實際權力的皇帝可能不到一百人，其餘全是窩囊廢。
原因是什麼？原因就是古代中國的皇帝是物性化的皇帝，沒有精神存在，沒有“以主觀意識改變客觀現實”的唯心主義意識。這仍與儒家思想有關，儒學本身存在於上古的中原，到孔子出現，孔子統編了四書五經，才形成有門有派的儒家。
孔子在編纂四書五經中，尊《易經》為儒門聖典，群經之首，然而《易經》是純物性化的學問，因此以孔子為首奠基的儒學就難免被物性化了。當物性化的儒學在漢武帝之後成為古代中國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政治綱領之後，皇帝也就成了物性化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