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手中的權力轉化為金錢，又如何利用公權力侵占社會資源、謀取個人利益，又如何利用信息的時間差來獲取最大的利潤，這都是官員需要好好掌握的學問。
最下等的手法就是貪汙，證據明確而又難以掩蓋，屬於早期原始手法，單純隻是帳目審查就難以通過，一旦位子換了人，繼任者為了不背這個包袱，撇清自己，難免會出現秋後算帳的情況，作為一種漏洞多多的手段，已經呈現出淘汰的趨勢了。
上一層就是赤裸裸的權錢交易，就是受賄。直接給錢也好，還是房子汽車等實物也好，或者提供獎學金資助子女留學也好，都有一個無法避免的命門，知情人太多。當然，也有謹慎的官員會小心的在所有對象裏挑選有身家、穩重老成、有長期交易可能的來做合作者，並小心翼翼不留下收錢的證據，往往是狡兔三窟，自己家裏無論是實物還是存款都顯示很正常。這樣的當然比那些饑不可食、來著不拒的要穩妥多了，至少沒有人多口雜的毛病，名聲要好聽的多，往往不會在貪腐這個問題上直接翻船，大都是站錯隊等原因先是確定要讓位了，再有人來調查、揭老底，最終一切敗露。畢竟隻要先懷疑有貪，根據過往的施政統計，得益人是很容易發現的，再根據‘沒有免費的午餐’來倒推，行賄人也就是明顯的了，再有針對性的深入調查，不難有證據出現，畢竟行賄人往往會設法暗地裏保存官員收受自己錢物的明證，以作後手。
所以受賄也是不保險的，即便小心了又小心，一旦不在得勢，尤其是有官場死敵得了勢，需要理由讓自己讓位，就很可能出紕漏。究其原因，突破口都在行賄人身上。口供不足為憑，但這些行賄的卻往往處心積慮的留下了證據，欲辯無力。所以，受賄難以保證官員和行賄者保持一條心，到底是源於利益的結合，大難臨頭各自飛，要真正信任是很困難的。
那麼，避免這種授人以柄的選擇就不多了，受益人最好是自己人，朋友之類也不能盡然放心，隻能是親戚，血緣越近越好。這就出現了許多諸如‘夫妻檔’‘父子檔’之類的現象，打擦邊球，命門安全是好了許多，但名聲就不會好了。正所謂是都知道在貪，也知道是從哪裏貪，但是實際證據難以找到，沒有極強力的背景，升遷是不那麼容易的了，雖說烏鴉都是黑的，但是名聲臭了總是事實，強行提拔易惹民憤。雖說老百姓的意見不重要，但是對大小諸侯來說，社會穩定、和諧才是硬道理，直接關係到‘上進’的問題，群情激憤的導火索能不牽扯還是不牽扯為好。於是這種官員前途黯淡，即使是安全一些，愛惜名聲和試圖上進的官員對這種操作手法還是很忌諱的，快到站的反而比較多些。
縣長是個聰明人，由一介白丁步入仕途，在家裏沒有背景的情況下輾轉騰挪，站位準確，曆時三十年終於也成了一方父母。在仕途上左右逢源，從不輕易出頭當槍，所以雖然升遷雖不比勁銳氣盛的幹將，卻也無被當成過河棋子試探而被損失掉的可能，穩妥一道是深得其中精髓的，不求有功先存自身，完全適合平民出身的官員。以時間來評價他是勝利者，眼看著曾經快速從身邊超過的現在都一個個跌了下來，而自己卻慢而穩當的一步步升至一方諸侯，他對此很滿意。他知道背景的薄弱注定了他在仕途上的發展有限，也就不對此抱有很大希望，撈取實惠才是主要的目的，官位不過是一種手段罷了，最終還是要為目的服務的。
縣長姓方，名一豐。方一豐出身普通市民家庭，在70年代也趕上了上山下鄉的潮流，到雲南作了兩年的知青，後來偉人謝世，社會轉入正軌，方一豐也就回了城，啃書半年考進了大學，畢業後從小辦事員作起，一步步到了現在。現在的家庭是大專畢業以後成立的，隻有一個女兒，還在讀大三。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在雲南的兩年裏，他也有個女人，是上海的知青，最終在勞燕分飛的大環境下兩人也各自回鄉，斷了來往。不過那時候女人已經懷孕7個月了，流產危險程度很高，女知青回去以後就產下了一個兒子，又另組了家庭。因此，這個兒子的家庭生活不令人滿意，母親還好，與繼父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惡劣，從小經常受到毆打。結果矛盾在兒子19歲的時候爆發了，兒子殺死繼父，在母親的指點下投奔了生父，當時方一豐還隻是常務副縣長。
在方一豐的關照下給兒子重取了名字，重做了檔案，選取的就是沒有親人的失蹤人員資料，方一豐的兒子就這麼搖身一變換了個人。也許是上海方麵根本不知道那場家庭凶殺的兒子不是親生的（畢竟算不上是光彩的事，外人也都不清楚），也就沒有人到方一豐這裏來調查。不過為了謹慎起見，方一豐沒有當眾認這個兒子，還有就是為了仕途著想也不能漏出風聲，所以整個城市裏隻有父子兩人才心知肚明彼此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