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膨脹：葬送了“開元盛世”
欲望論語
·曆史上所謂的明君聖主，誰也無法根治自身腐敗的權力癌！作為根本性的製度腐敗，皇權專製製度無疑是造成腐敗的總根源。
·皇帝往往由盛世帝業的開創者變為埋葬者。
·是皇權的全麵腐敗，導致了奸佞當道，藩鎮坐大，生產破壞，社會動蕩，生靈塗炭，盛世難再。
中國傳統社會發展到了盛唐開元年間，已達到了極致。與漢初的“文景之治”和唐初的“貞觀之治”相比，盛唐的“開元盛世”，才真正算得上是國泰民安、民富國強。
大詩人杜甫在《憶昔》詩中這樣寫道：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
齊紈魯鎬車班班，男排女桑不相失
……
由此可見，“開元盛世”時，不隻豪門大戶富，“小邑”也富；不隻兩京（長安、洛陽）社會安定，而且“九州道路無豺虎”，到處是一派男耕女織，安居樂業的盛世景象。之所以會如此，就在於“男耕女織不相失”，把重農務本放在首位。延續太宗“貞觀之治”重生產的政策，增加了財富的積累。僅從當時的糧價就可看出其成效。“鬥米之價錢十二，青、徐鬥米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這自然是“公私倉廩俱豐實”的結果。
作為“開元盛世”的創建者，唐玄宗李隆基“性英武、善騎射、通音律”，他的文治武功自然堪與曆史上數得著的幾個明君聖主相比。他佐父平韋後之亂，力裁中宗以來形成的冗員冗職，淘汰過多的僧尼，輕徭薄賦，提倡簡約，尊揚儒術，選賢任能，重用諫臣，嚴於律己，革新朝政，一掃武後以來的種種弊端。他繼住開來，把太宗創建的“太平盛世”推向了極致。成就了盛唐，也成就了他自己。
他在位四十四年裏，開元年間（公元713—741年）及天寶初期是盛唐和他最為輝煌的時期。但他還有另一麵，這便是腐敗！
曆史上所謂的明君聖主，似乎誰也無法根治自身腐敗的權力癌！
作為根本性的製度腐敗，皇權專製度無疑是造成腐敗的根源。隻不過是，有的明君聖主能夠有意識有目的地在一定程度上消除、防止腐敗，減輕腐敗的程度。或通過變法、改良挽救一時的危機；而有的明君聖主自身也不自覺地卷入腐敗濁流之中，變成了天下最大的腐敗者。從而由盛世帝業的開創者變為埋葬者。唐玄宗李隆基就屬這後一類。
正如《新唐書·玄宗本紀》的評價：“方其勵精政事，開元之際，幾致太平，何其盛也！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為其樂，而溺其所甚愛，忘其所可戒，至於竄身失國而不悔。考其始終之異，其性習之相遠也至於如此。”按曾經很流行的一分為二的觀點來劃分，唐玄宗李隆基的一生，可分為截然相反的兩段：前一段，即開元年間和天寶初期，可以說是鶯歌燕舞的太平盛世；以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為界線，此後即為八年血雨腥風的戰亂及鬱鬱而終的太上皇生涯。
那麼，唐玄宗李隆基為何由“勵精政事”蛻變為“窮天下之欲不足其樂”而“竄身失國”呢？
誌得意滿，“忘其所可戒！”
“開元盛世”的出現，“幾致太平”，刺激了他的“嗜欲”，他不再“勵精政事”，而是沉迷於享樂，重用奸佞，犯了一係列無法挽救的戰略錯誤。